毛泽东不止一次说：“1949 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了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对毛泽东来说是他的路线、政策、策略的胜利，所以他开始高兴。
毛泽东给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制定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造”，对于“一化”和“三改造”的关系，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一体”与“两翼”的关系。“一化”即工业改造。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别构成“两翼”，“改”与“比”之间。“翼”与“翼”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鲲鹏展翅之势，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适同时并举。
毛泽东对中国落后的工业状况，忧心如焚：“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落后的工业基础，使毛泽东不能不把工业化战略目标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并通过逐步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步骤，基本建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工业起飞，需要“三大改造”的双翼。毛泽东为进行庞大的改造工程而谋划着。
毛泽东谋划的重点放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即通过合作社经济改造个体农业经济。
在探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既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并进的路线，又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条具体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模仿苏联的“后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经验。相反，他找到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样想的，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极为低下，农民用以购买生产资料的资金一年只有几十元，不可能利用个人的经济力量去购置机械化工具；同时，国家也不可能拿出钱去帮助农民添置。只有先合作化，利用集体的力量才能为购买机械化工具创造条件。这种“先”与”后”只是兼顾性的，与“同时并举”并不矛盾。它是建立在“同时并举”范围内的。但毛泽东强调先后距离不能过大，否则就会背离“并举”原则。他认为，可让合作化先行一步，随之而来的是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力，通过技术改造再把合作化推进一步，然后又利用合作化推动技术改造??
毛泽东对农民和中国农业有深刻的了解。一方面他看到了农业落后的现实和农民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农民互相合作的积极性能动性。据此，他不强迫农民加入合作化，而且坚持人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大多数人愿干就大多数人干下去，少数人愿干就少数人干下去，即使这样也是好的。他还根据农民讲求实际的特点，运用典型引路，国家援助的办法把农民吸引到合作化道路上。
他尤其认识到在农民中，上中农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对合作化的积极性不如中农和贫农高，故对上中农只能采取分期分批地吸收。
在选择合作道路的步骤上，毛泽东也未采取苏联斯大林那样直接建立集体农庄，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由低向高互相衔接的方法。
先建立互助组，这种组织形式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接着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初级合作社就是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过渡形式，最易为农民接受。因为，这不但可以使农民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而且可使他们获得入股的那些生产资料的股息；同时，生产资料由于集中使用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初级合作社是走向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合作社的重要环节，毛泽东从合作化高潮看到了初露端倪的未来新型社会主义的曙光。
随着农业社会主义的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开始失去冷静，错误地看待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精神，仿佛不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一夜之间创造一切奇迹。在合作社的数量上求多，“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在发展速度上求快，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计划由15 年，到10 年、5 年，最后变成了3 年。
他不允许对群众的积极性和合作化高潮有任何怀疑，为了批评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他提出了“促进会”和“促退会”的概念。认为“促进会”比“小脚女人”式的“促退好”好，他还把邓子恢等强调合作化要适当发展视为“右倾机会主义”。他用苏联合作化仅用6 年完成的事实来为自己的大发展策略作根据。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这一策略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