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成功的心理战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好谋略。
毛泽东用兵，就很重视心理战。不仅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广泛地运用心理战术，有力地配合军事作战，而且把心理战提高到“政治攻势”的高度，构成了其军事谋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相信，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曾在芦葭河岸的黄河岔被刘勘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狭谷，敌人占着两座山头，居高临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芦葭河，毛泽东随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已把生死交给了命运之神。
忽然，毛泽东把烟头掷在地上说：“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从容地转身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地，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卫士和警卫人员担心毛的安全，赶紧围了上去，都被毛的喝斥声止住了。
就这样，毛不紧不慢地在河堤上走着，身后二三百人紧跟着，屏住了呼吸。起初还有一两个子弹在毛的周围钻进泥土，离他只有二三来，随后，奇迹发生了，身后那些山头，枪炮声忽然停止了。刘戡的7 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
也许是侥幸，也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毛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得意地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族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唱段。毛以他那自信、坚定的步伐踏乱了刘戡的心，从而转危为安。
“将军可压心”，心理战的对象很多，但主要是敌人的指挥官。在指挥作战中，指挥官的心理状态在许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军队的命运。所以掌握其心理，利用其弱点，有针对性地对其施行心理战，必定能取得对敌作战的许多优势。诸葛亮在城头焚香抚琴，与司马懿唱空城计，就是抓住了司马疑心重这一弱点，才得以智退重兵，免遭惨败。
深入了解敌军指挥官的军事才能、战斗意图、道德观念、性格人品，甚至特殊的嗜好是极为关键的。
济南战役中争取吴化文将军起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吴化文原属西北军，过去对人民曾有过罪恶行径。但是在济南战役中他却立一大功。他带着九十六军两万人战场起义，等于砍掉了王耀武的一只臂耪，对我军攻下济南，全歼王耀武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吴化文的起义，心理战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方为了争取吴化文战场起义，首先派出联络干部，通过吴化文的一名师长建立了内线关系，经过长期的工作，吴答应起义，但要等待时机。说得很圆滑，也很含糊。后来吴的夫人苦口婆心劝其起义，还搬动了吴的父亲。这还不够，吴夫人的一位亲戚是地下党员，知道吴化文和韩复榘一样，遇到大事都要打卦算命卜吉凶。于是找了一个有名的“小诸葛”替他算命。第一卦说：先生有桩大事犹豫不决，一块石头一落地就交好运了。吴对此疑惑不解。又找他母亲到后祖庙求签问卦，卦上说：“波涛一小舟，水尽到滩头，展开冲天翼，勋业升玉侯。”吴化文见到卦文，认为“大意如此”，才下定决心，不再犹豫。
吴化文生性多疑，遇事很迷信鬼神，这正是他的弱点，我方正是摸透了他的脾气和心理，才成功地争取了吴的起义。
心理战讲究“兵不厌诈”，而同样是心理战，当作“政治攻势”来用，是应立足于“正义”二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限度地孤立顽敌，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要达到团结自己，孤立、瓦解敌人的目的，关键是要揭露敌人的非正义性，极大地宣传我之正义性。正义才是争取民心、甚至争取敌军中的动摇力量的基础。
日本人也曾在中国使用心理战术。什么“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都是用来削弱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华的抵抗情绪的。但是，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很快就揭穿了其政治欺骗的真面目，把全民族推向了抗战的前线。
倒是我方成功地利用日本军人组成的“反战同盟”和“觉醒同盟”，直接把电话机接在日军的电话线上跟日军讲话，削弱了日伪的战斗力，对于瓦解敌军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