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①
“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三大法宝，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要的法宝。
1920 年9 月，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因为他此前己读过三本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不久，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这一法。
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比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毛泽东对粱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央带毋庸置疑的自信。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界线划开，使世世代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在革命后的未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但是，现实的反差使他们更加向往美好的未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
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线不明的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到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
这样的“阶级斗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教育革命人民自己。革命人民并不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需要教育，而教育人民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推向阶级斗争的战场，让阶级斗争的血和火来教育人民，使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斗中紧紧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作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人民的中国。
①毛泽东：《在中国乒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11 月15 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9 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