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径，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1931 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混乱。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的根据。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采纳。
但形势继续朝着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心里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让打，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是发生了1933 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这真是千载难遇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走上门来的盟友，而当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之中。毛泽东瞄准了机会，他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突进苏浙赣皖地区，以解江西苏区困境的良策。但此时的毛泽东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毛泽东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5 年底，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又成立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蒋介石没有在长征中把红军消灭，于是又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到陕北歼灭立足未稳的“共匪”。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来说也不是滋味，他们的血不是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反共的战场上。高福源就是在与红军交战时被俘的。仗打得不明不白，现在又做了阶下囚，他沮丧、懊恼，只等杀头了事。没想到红军根据毛泽东的统战政策，对他这个俘虏特别优待，给予他比红军自己还好的吃、住条件，这使他明白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置民族危亡而不顾。红军的政工人员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恋乡心理，他们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优厚的待遇，终于使高福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
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和亲信，在他身上花再大的心血也是值得的。高果然不负共产党的厚望，他被放回东北军后，立即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张学良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了“不抵抗”的黑锅。经过爱将这么一番哭劝，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张学良终于痛下决心，在”拜把兄弟”和“民族大义”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张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张学良作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商谈联合抗日的大计。当时，亲自接待这位“俘虏”特使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感谢高为国家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当然也是为共产党办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