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毛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1937 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①
毛泽东作过调查，中国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的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15～20％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部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
毛泽东知道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
但是这样做，又出现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象。
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①埃德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37 页，纽约，196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