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作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人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洽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哀。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经验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人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长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这种超然态度很合毛泽东的味口，因此他称赞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有了这种辩证法，毛泽东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经常说到“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对江青说过：“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可粉碎罢了。”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看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泰然处之。
不过，人之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乃人力无法改变，故只有泰然处之为上。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二者的价值有高下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一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而没有积极的奋争，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毛泽东曾将生死的价值档次列成一个表，其中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生存观，也表明了他的死亡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同样，死亦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总之，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生要生得有价值；死要死得有意义。无论对生还是对死都要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