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古人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的作法嗤之以鼻。甚至像拿破仑那样的盖世英豪，他也不以为然。他所崇拜、所理想的人物，不是那种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讲堂录》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话表达了毛泽东的价值取向。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音。”杨昌济说得更明白：“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的能耐无论怎么强大，也只能建功立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百世，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
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宋代人将韩琦（北宋大臣）与范仲淹并称，清代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称。但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他与黎锦熙议论时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名流，得出的结论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什么独眼曾文正？因为曾既会办事，又善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理想，支配着毛泽东的一生。早年，他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弊，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渎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霾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后来，他又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于是他开始领兵打仗，一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一套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就成为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有大功业的豪杰了。
在毛泽东看来，当把阻碍他的主张实现的旧政权推翻以后，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从哲学伦理学改造中获得的新主张加以推广、实行。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过程同样不顺利，直到晚年，他不得不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便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以便全面推行他的思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后世问题。“文革”中林彪曾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发达了他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