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录》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邀请昔日的同窗好友严光一道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讨厌功名，竟然拒绝了光武帝的美意。宋人敬仰严光不为浮誉所动的高风亮节，立词以志纪念，并请当朝宰相范仲淹题写了一篇碑文。范在文中亦盛赞严光的气节，谓严不爱权力和俗名，殊为难得。据说毛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曾要求学生就此事展开评论，看严光到底该不该出任宰相。大多数认为不该。毛泽东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200 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那样。
不巧，毛泽东本人执政后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 1950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昔日的友人梁漱溟应邀来到北京。毛向梁发出邀请：”梁先生这一次来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然而梁却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出乎毛的意外，毛当即显出不悦的神色。这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喜欢逃避社会责任的清高遁世态度。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应凭借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因此他强调“已有高尚之德智”的君子，不能“但顾自己”、“离群索居”，而应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这就是说，君子固然应有高尚之道德，但洁身自好并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要作一名真君子，必须”尽力于斯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出发，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还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到底该由“谁主沉浮”。及至晚年，他仍以同样的价值标准激励青年一代：“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理想的人生是将个人价值实现于社会责任之中。那么，如果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不能两全，又该怎么办？《讲堂录》用“壮士断腕，以全其身”的古喻作了回答：“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泽东显然很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显然很欣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