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主张“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有所谓“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孔子的说法则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甚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具有“鹜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用一师同学的话说，他是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张昆弟畅谈人生，不觉感慨而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追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一种是所谓“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说：“表同情于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大业的先决条件，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很懂得这个“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终须以“艰苦”二字为先。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式的精神。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懒惰、不赌搏、不浪费、不押妓等戒条写入会章。在古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淮南子》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做不到，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他一生简朴过人，他身上的衣着常缀有补丁，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饭食只要有辣椒就算是美餐；当用脑过度时，他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猪肉。他的手从不摸钱，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他的人生格言可以概括成八个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他所经历的战争生活，其艰苦程度毫不亚于颜回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但是他最优秀的诗篇恰恰产生于这样的时期。即使在进城以后，他仍然对战争年代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留恋不舍。他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甚至主张高级干部带头住茅棚。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穷和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砥砺入的品行，他甚赞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阻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当泡尔生说：“最高尚之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始未有能完成者”，他批道是：“振聋发聩之言”。他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在他看来，逆境磨难，正是成才建业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