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夏天，毛泽东已经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利用军队中的“左派”打倒党内的“右派”。可是，很快，他又觉察到他所依靠的“左派”首领——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本意。于是他在7 月8 日致江青的信中说：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这是他人到晚年难得的一次人生自我反省。
《毛泽东传》的作者、美国人特里尔发觉，毛泽东生命中的平衡，来自一种对立面的冲突。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尼克松似乎不同意这种平衡说，他觉得毛泽东不像周恩来那样，毛泽东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如果毛泽东身上的猴气被某种幻想所占有，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
“虎气”和“猴气”只是一种形象说法，其实，类似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二气，可以作多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还不只包含一对矛盾，而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如韩素音所描述的：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决不坐失一分一秒！
这些相互对立的个性线索，并不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仅仅伸向不同的方向。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拉向极端以后，又被毛泽东收了拢来，编织成一个比周恩来更严密的整体。不过，这个整体的内涵远比一般人博大；博大到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就像周恩来所说的，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同时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谦虚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很难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同时具有这些极不相同的个性。缺少其中的哪一种，都不是现实中的毛泽东。
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神一人一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一炼狱一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处在神与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人常被神化，低于常人的人常被鬼化。毛泽东和刘少奇在60～70 年代就分别遭受过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现代造神运动和造鬼运动结束后，一个真正的人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四人帮”是鬼不是人。陈云至此，毛泽东的神话算是被破除了。但是他仍然给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他是人，但他为什么这样奇伟，能够成就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奇勋伟业？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毛泽东早年主体人生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在他业师杨昌济先生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一一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助我们探得他成为伟人、成就伟业的人格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