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64)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66)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67)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68)。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南京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国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苏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两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冲破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国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就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击溃。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的胜利结果这次战争。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69)
三[一]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这个战术的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内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70)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71)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占领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战略有着决定的作用，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72)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附注：
(63)这里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编者注。
(64)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编者注。
(65)此八条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主要内容。序号为编者所加。
(66)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杀害。编者注。
(67)此处的"内战"是指"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编者注。
(68)据《西行漫记》载，"富田事变"的哗变者是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69)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0)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1)"宁都暴动"，即宁都起义，是由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国民党二十八路军两万余人起义后参加红军，从而建立了五军团。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时牺牲，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
(72)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二师和第十一师。蒋介石当时曾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陈诚的总司令职务立即被解除。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