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8年起，农民战争迅猛发展，长江以北，其他游击根据地也陆续建立起来，并且按照江西根据地的形式向前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时北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国焘，他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并且同是在上海一同建立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有关毛泽东亲自讲述红军成长的故事，已在《西行漫记》中详尽地加以讲述了。简而言之，红军完全是自愿参军的，以巨大的政治觉悟为基础，而辅以官兵之间兄弟般的平等为建军原则——在中国内，这完全是新的观念。至1934年，长江南北的六个苏维埃政权共拥有九百万人口。最大的红区在江西省境内，并且已在瑞金组成了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但他当时还不是党的主席。
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建立在工农联盟的组织上，主要角色则由共产党领导的“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掌握，争取着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它所采取的激烈政策包括完全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一无所有的农民，并且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改革项目”包括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贪污及不平等之纠正。有效的领导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高尚的品格和随时准备分担农民的艰苦。
“红军的群众工作逐渐得到改善，”毛泽东对我说，“纪律性加强了，一种新的组织技巧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期，军队中已“实行了三条最简单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此外，还有八项注意也列为应守的规条，并且编成歌曲，使部队能随时唱诵及牢记之，当时的八项注意如下：
一、上门板(中国农村的木门只是用木钉栓起来，易于卸下；放于木凳上便成临时床铺)。
二、捆铺草(铺草用以睡眠)。
三、说话和气及帮助人民。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注重卫生：建厕所要远离民居。
“红军还学会了三条主要的任务：一、誓死和敌人斗争到底；二、武装群众；三、募经费支持战争。……此外，撇开运动和政治基础而言，红军的策略也足以说明了军事发展的成功。”所有上述的基本纪律对中国士兵来说，都是创新之举——以往当兵的总是习惯轻视人民，被人民当作为不可避免的灾星(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
红军很早便施行四句简单的战略性口号：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通常，当红军离开了这些策略时，便不能成功。
“我们的力量薄弱，”毛泽东解释说，“敌军人数往往比我们大十到二十倍；我们的给养与作战物资有限得很，所以只有通过策略的灵活运用和游击战争技巧的结合，才有希望打胜仗”——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武器和军需品，这是红军惟一的“补给基地”。“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略就是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来进攻敌人，并迅速分而击之。表示避免阵地战，并尽量争取在敌军行动时进攻他们、消灭他们。”在这些战略基础上，红军充分发挥了它的能动性及近战的力量——即在有限的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灭敌人。
自1930年起，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大“围剿”。但其结果却只有进一步武装了他的“敌人”。1933年底，他动员了90万大兵进攻红区，并分散了30万最佳装备的部队对红军“围而歼之”。这次他眼看成功了——但由于毛的努力，以致后来还是功败垂成。在前四次“围剿”中，红军的攻防计划完全建立在游击战的优良战略与战术上。在第五次为期长达一年的“围剿”中，蒋采用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法；他听从以纳粹将军西克特为首的普鲁士顾问团的计划。这次他再没有盲目地闯进为他准备好的陷阱里，而是建筑起一连串的炮台，扩建公路，将“受感染”的人民驱往他方，建立更多的堡垒，逐渐将红军困于钳形的包围网中。
对蒋这种新战略，红军内部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不管朱德、毛泽东，和大多数有经验的本地军队领导的判断和意愿，掌握了党的权力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命令红军(约18万人)，与敌方展开了几场大规模的阵地战。他们过度重视城镇的得失。他们“失去了主动权”，并遭到严重的失败。
由于敌人的包围圈缩窄缩紧，加上蒋的疏散人口的策略动摇了“人民根据地”，红军领袖终于作出了决定。在7年的战争之后，他们放弃了经过艰苦斗争才赢得的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将尚存的主力部队撤走(约9万人)，只留下几千名“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断后。1934年10月6日，将所有装备和补给品放在牲口背上，红军开始了战略上的大转移，凭着它——历史上的奇迹——红军最后“再次取得了主动”。
直到这个时期，毛泽东终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值得注意的是：领导怀有早日胜利希望的人与领导面对挫折困难的人(即如红军当年战败后所遇的)是两回完全不同的事。当时红军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区(那里的人受到反动的宣传，害怕他们，不了解他们)；但生存却完全依靠人民；经常后有追兵；天天准备打仗；临时定计，策划，往往还要来回往返，以免被敌军纠缠；不能肯定何时再开伙爨或何时会筋疲力尽而倒下；这些战士的生命完全系于士气之上——以及对领导的信心。有不少的人被遗弃于后或倒于道旁。
包围圈的最弱一环是在西部，因贵州省的军阀不能阻挡红军主力部队的突破。
进入了饱受鸦片荼毒的贵州省后，红军很快攻占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并打下了遵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确立毛的领导权。他承担了拟定策略的最高责任。博古(原名秦邦宪，于1945年飞机失事中丧生)及其支持者作了让步，并承认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之中，包括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赞成并执行“左”倾路线的高级领导。现在，毛的战略(总的来说，就是占据农村，并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被一致认为是正确的。毛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起来，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成了党的文献。它和另两篇文件(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论持久战》合成毛有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斗争和人民武装相结合的科学”的思想与理论的中心。
虽然(暂时)仍然存在着政治分歧，红军开始进行最大的历险(长征)，这个经历把他们更紧密
地团结起来，团结得比我们时代任何政治团体更紧密。前途上满布着不知名的危险，勘探，发现，人类勇气的试验，喜悦和忧愁，胜利的失败——数以千计的青年人(大多数只有十来二十岁)满怀热情和乐观，向西方地平线进发，开始了军事史上并无前例的长征。
毛泽东告诉我这个严峻的考验(他当然已安然度过了)叫做“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前进与撤退，从最东的福建到崎岖的藏东以至到达戈壁沙漠的边缘，这就是长征的全程。大概有一部分人走毕全部路程。准确的逐段路程计算的路线，显示第一方面军的主要路线长达六千英里——约为美国宽度的两倍。这个步行的远征跨越了一些世界上最险峻的途径，地球上最高的山脉的一部分，横渡了世界上最大河流之一(长江)。
第一个严峻的考验就是横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当红军自贵州撤出后，便进入云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金沙江真是曲折急湍，两岸尽是几千英尺高的峭壁悬崖。几条仅有的小桥已尽为“政府”军所据，渡船亦已拖往北岸。蒋介石满心欢喜，一心以为胜券在握。他对红军展开四面包围，梦想把红军永远消灭于狭道里。深入云南后，红军在江上开始架设竹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一支突击队却在晚上往原路急行军，在24小时内，赶了85英里的山路，并且不动声息地逮捕了驻守于一个渡口的敌军。他们穿上了敌俘的军服，说服对岸的敌人送来渡船。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横渡了金沙江，打下了炮楼，占取了一条重要通道，使整个部队不久便能继续西进。
跟着，红军又要渡过一条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河流：这就是四川西部的大渡河。就在这个地方，汉末“三国”的英雄遭到战败，太平天国最后的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及其部众被围歼。毛泽东与朱德对这两场战役均深有研究。他们明白英雄的败绩主因是时间的延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梦想，他们进入了傈僳族土人的禁区——那些从未开发过的森林地带。傈僳族人传统上憎恨汉人(因汉人曾压迫过他们)，但这种人又分为白傈僳和黑傈僳两部。红军对黑傈僳人说，他们的敌人是白汉人(即白军)；他们红军则是傈僳人的朋友，并且为他们的自由而进行战争。为什么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呢？一个熟悉土话的红军领袖巧妙地和该族土人展开谈判，最后成功地签订了条约，全军安全地通过蒋介石认为是不能飞越的地区。
红军敢死队的英雄们，在飞夺大渡河上最后一条桥所采用的战略和战术，本身已是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倘使他们失败的话，红军队伍就会被迫进入地势高峻的西藏，那么全军都免不了要冻死于冰雪中。但在几位勇士英勇献身之后，他们成功了。渡过大渡河，前面是四川西部的大雪山中一个高一万六千英尺的隘口，翻过之后，又是重重山岭。红军一往无前，往上爬！“只是在保东冈顶”，毛泽东说，“有一个部队失掉了三分之二的运输牲口。数以百计的畜牲一掉在地上，便永远爬不起来。”数以百计的长征战士，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7月份，红军部队终于来到富饶的茂汶姜地区，并开始向松潘进发。这里，他们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支军队自长江中游的江北红区远征抵此。他们退却的路线上阻力较小，故队伍的数目反而有了扩大——当时估计约有10万人。由于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与分裂主义几乎使整个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都向我描述这场尖锐的斗争为党的整个历史上最严重的时刻。
这个危机被两个客观因素消弭于无形之中。其一是因蒋介石于四川迅速布置重兵，并自北向南推进，威胁插进两个红军队伍之中。其二，四川省内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水位突然暴涨，在地理上将两股队伍分割开来。张的队伍被隔于河的南岸。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江西红军的主力部队继续北上，重上征途的部队只有3万人。
红军开始进入了好战部族聚居的荒芜地带，并屡屡受到他们的攻击；出入于浓密的日月无光的和瘴气弥漫的森林中；横过了一个又一个无边的沼泽地带，那里很多同志们无声无息地下沉、消失；深入无数深邃、狭窄的隘口，那里时常受到满怀敌意的少数民族所袭击——他们不受“共产党的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政策”所影响——但是，红军以坚强的意志，向前进！毛泽东说在几个星期内，“一头羊的代价要换取一个同志的生命”。
到9月，他们已深入了大草地，十日之内不见人迹。在这个高原沼泽地区内，滂沱大雨，连绵不断，到处都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只有高地的当地人才知道草地上迷宫似的落脚点，红军只得请他们来带路。更多的牲口失去了，人，亦遇上同样的命运。很多人畜沉没在不可思议的湿草地之下，惨遭流沙灭顶。草地上连一块可生火的干木也踪影全无。粮食已尽，惟一可吃的只是一些野生植物和菌类。稍可遮身的树木也无法可寻：晚上，人们只能挤在缚在一块儿的矮树丛下。但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能找到可供饮用的食水。
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红军终于到达甘肃平原，但他们的人数只剩下7千人。然而，在红军能进入肥沃的黄河盆地之前，前面还有几场激烈的战争等待着他们。稍事歇息之后，他们便击破了回族骑兵的薄弱的封锁线，并从而得到了休整。1935年10月25日，他们终于和陕北地方红军胜利会师。
在整个长征的368日中，他们日间行军共235天，夜间行军共18天。官方的军事报告显示了在长征途上，他们平均每天一小战，每半月一大战。除了在松潘地区的较长时间停留之外(共56天)，他们总共才休息了44天，而长征路程却达6千英里——即每行军114英里才得一次歇息。每天行军的路程约为24英里。
总计他们翻越了18条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并且一共渡过24条河流。他们行经了12省，每个省都比欧洲大部分国家还要大。他们击破了10省军阀布下的包围网。他们避过、智取和打败了逾30万国民党军队。他们进出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且穿过了中国军队多年未有到过的地带。我们可以拒绝接纳甚或藐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信仰，但却不能不承认(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以寡敌众，以人力战胜自然的伟大胜利之一)。虽然红军毫无疑问是被迫退却的，但是，凭着他们空前坚强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理想和意愿，这批顽强的老战士达到了他们计划的目标。他们宣布并且确信他们正在进行领导一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救国战争——对全体士卒而言，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因素。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一支本来可能士气消沉的溃散队伍，转化过来而踏上胜利之途。历史已经证明毛将红军转移到战略性的西北这一行动，是无比正确的。他老早就看出这个地区在决定中国、日本和苏联的直接命运中，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延安，当毛把他目击的详情向我讲述完毕之时(这次严峻考验的经历，对他来说仍然历历在目)，朱德将军和张国焘(当时在西藏边缘受着严冬的折磨)在西面带着他们余下来的军队刚刚越过大草地，即将到此和“贫农先锋”再度会合，后来并真正实现。想着这件愉快的事情时，毛抄下了一首诗赠给我，在他的英文秘书吴亮平的帮助下，我把它意译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今天，我看到在北京新开放的革命博物馆内，特辟了整整的一层楼来宣传这些业绩。现在看来，这些奇迹就像是东方的“大卫和歌利亚”传说一样。每隔15分钟，展览场内一幅巨大的地图便亮灯显示当年英雄的长征每一段的路线。一个扎了马尾辫的女讲解员为年轻的观众或眼界广阔的外国游客重述当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