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Asia)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译者不详。其英文版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我们甚至不能谈社会主义，要是我们被夺去了一个可以实行它的国家的话。
——毛泽东
在通我窑洞的一条路的底脚，车子像肺痨病似的咳嗽着，望去好像一辆护送囚人的马车。当我走近时，才看到是一辆伤兵的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写着字：
献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
纽约中国洗衣匠协会谨赠
这便是曾使我的教士朋友吃惊的毛泽东的奢侈品。有许多这种洗衣匠的礼物在延安堆积着，有时常被用以运送空袭受伤的市民，到就近的医院去。但它们多半搁置着；因为没有汽油开动它们。
摩托的救护车在游击前线很少实用；战争的流动性，没有路的田野，以及汽油和服务便利的不够，需要一种特殊方式的医药服务。假如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拿了他们买救护车和外国药所费的钱捐给延安，投到当地的生产事业，如扩充药厂和游击工业等，那就将有永久的价值。但这些人却没有注意到如果拿输入品所费的一部分作为购买机器的资本，中国人就能制造自己的必需品。把一辆救护车折成现金送给八路军，以资助军队中实际医药工作的组织和发展游击工业，确乎可以拯救了几百条生命。
许多人认为延安是中国“反资本家”的中心，但它却需要着“资本”和资本货物，除了枪之外，比什么都重要。
那伤兵救护车沿着城墙外圈颠簸了几里，转过一个山谷，然后停下来把我们放到毛泽东住所去的一块铺砌的空场上。“我们”包括了黄华，他自愿陪伴我；他要去听毛泽东对于欧洲局势的分析。黄华是我的老朋友，我第一次遇见他正当他在北平的学生时代，那时他是燕京大学中他的一级的级长——一个有为的富于理想的青年，有着领袖的天才。他是那离开北方美国最大教会大学的安逸园地去加入红军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
黄华已经大大成熟了，现在已是一个极有自信的人，富于责任心；他是一个青年救亡协会的书记和北方某校的教务主任。跟我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所遇见的受过教会教育的所有学生一样(现在已有好几十个)，他使我感觉到，他在心理上比之中国别的地方的基督教学生更能安定自己，因为后者很少能够使他们的宗教背景与他们所生存的一种社会相调和。也许这些基督教共产党员，已放弃了跟中国理性主义不能调和的对于信仰的超自然主义，而真正能够把基督教的社会教训和他们日常的政治问题相调和。也许是这个区域中根本和禁欲的平等主义的生活，给予了他们以这样做的理想。这也许就是那吸引过莱贝神父的当地一种实际的友爱，莱贝神父是一个比利时老牧师，带了他基督教的医药队加入八路军，他说他觉得他的主义跟朱德所实行的并没有冲突，这句话曾经震惊了基督教的中国。
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惟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
在我第二次访问毛泽东之后，我不能把我以前所记录的印象增添多少。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开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阅读一大堆从附近军队无线电台收集的当天电报——从山西前线，从中国各处，乃至从海外各国。
毛泽东的政治知识说明了他领导共产党的能力，但却不能说明他受军民控制的实际影响。在讲话方面，他可以把一个最复杂的问题说得未受教育的人也能懂得。他熟悉许多习语和例子；他从不对听众说无关紧要的话，也从不驳倒他们。在他和听众之间，有着真正亲密的交流，他似乎常在接触他们的。
革命运动需要一个领袖对于未来事情有比任何人先见一着的能力；而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成功的，他的群众非常信任他的判断。1936年，毛曾对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谬的。当时很少人相信共产党可以存在；更少有预见到国共会缔结抗日联合阵线。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专家怀疑日本可以在几个月里压服中国。在中国人中，少数乐观主义者相信日本在战事一开始，就会遭经济的崩溃；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日本一封锁沿岸和占领重要的城市，中国就要崩溃。
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画了未来的一般轮廓。内战果然停止了，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存在，而且在民族联合阵线中增强了。他说在战争的某一阶段，国民党的一部分将出卖中国，并且变成日本的工具，这种说法曾引起很久的愤怒；但到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之后，那就无法否认他是真正了解政府的内部力量的。毛预言如果某些条件不做到，战争将是长期性的和艰苦的，而且一定是历史上稀有的例子之一，仅仅依赖军事斗争，决不能获得迅速而容易的胜利。但这种坦白的分析更进而使那散布幻觉的败北主义缴了械。在另一方面，毛又正确估计中国自己的资源、人力和物力，如加以革命方法的动员，必能保障巨大的持久力，而这帮助着建立了更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他在1936年7月中说：“许多人以为日本一旦攫夺了沿海某些战略和加紧封锁，中国就无法继续抗战。这是胡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除非每一英寸的土地落在侵入者的刺刀下，那就不能说被征服。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控制了一个人口一二万万的面积，我们离失败还远。那时候，我们仍有一个巨大的力量反抗日本军阀，他们仍将被迫用全部战争来对付严重的经常的后方行动。”
毛泽东又继续说明争取胜利所必需的一种战略——这种战略最后是采用了的：
“那战略必须是一种运动战的战略，在一个展延的动荡的和无限的前线上：那种战略全靠在崎岖的平原上完成高度的流动性，而以迅速的进攻和后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为特点。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仅是深壕、重垒和大军密集的阵地战。……堑壕战必须进行，但这是辅助的和次要的……日本的经济将在长期占领中国的消耗中瓦解，它军队的士气将在无数的但没有决定性的战斗的试炼下衰沉。”
但这预言还没有全部应验；因为毛曾预言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国内的完全动员——还没有做到——和“重要的外国援助”为基础。如果毛所谓“重要”是“大”的意思，那末这条件也没有实现。
毛泽东在我再度访问延安时的论调，似乎跟他以前推测一样的可疑；但有许多已为历史所证明。我到延安时是1939年9月中旬；那里关于欧洲政治外交危机的消息很少。当时许多观察者相信俄国跟德国签了互不侵犯公约之后，将成为希特勒的战时同盟者。毛泽东认为这种议论可笑，同时说明苏联与德帝国主义的矛盾，正与英法帝国主义矛盾一样尖锐。他说苏联只有当它受直接进攻时或者欧洲的革命运动起来时，才会抛弃它的中立政策，他指出《苏德互不侵犯公约》主要是一种“战略军事上的必需”，与政治问题无关，而只是保卫苏联，击破张伯伦与希特勒缔结反苏联联盟的企图。
当时这种解释不尽与事实相合。世界都相信莫斯科的英苏谈判已有进步。没有几星期之前，英国、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官员都十分诚恳地对我保证，英苏公约确将签字。因此，在这样紧急的时期，说张伯伦还在企图绥靖柏林或甚至跟它联盟，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当向毛泽东要证据，毛承认他一些也没有，这只是他对于客观形势的分析。几个月之后，我读到了英国的蓝皮书和亨德森爵士自己回忆录的《使德辱命记》，这才揭露了张伯伦的幻梦，曾一直坚持到最后五分钟。
那时候，毛泽东也预料日本不会加入欧战，而只企图压迫西方列强来帮它解决中国。只要在日本向英美勒索了足够的绥靖，削弱了他们自己在远东的地位时，他相信它就会进入越南、荷印乃至最后的菲律宾。毛说英国将设法“停止中国的战争”，有一次他说，在张伯伦看来，认为“牺牲中国以争取日本的联盟”是必需的。他也预见到如果英国或美国企图来一次远东慕尼黑，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也许就会跟着成立，——但以“不妨害苏联对华援助为条件”。
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那是恰恰跟蒋介石的意见相反的，他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认为毛的看法太过分；他们盼望张伯伦给予中国以实质的援助，因为中国为英国自己在远东安全的堡垒。我必须声明我对毛的推测也不大同意，因为那是那么明显地违反英国的利益；当以后几个月中英国不大阻挠中国抗战时，我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1940年7月，英国保守党又对日本作最后绥靖的努力，封锁了中国经由缅甸的贸易通路，破坏了《九国公约》和英国在日内瓦所作的“避免采取足以削弱中国抗战力量的行动”的庄严保证。
在战争中，所有共产党的军队也像国民党士兵一样，尊奉蒋介石为最高的军事领袖。但他们并不把这种服从当作偶像的崇拜；例如，他们并不像别的部队所奉命照行的，每次一提到蒋的名字就起来立正。老蒋是作为抗日斗争中的总司令和国民党领袖而被尊敬着。
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和有决断的人，他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那以孝的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在蒋是他的哲学的核心，这些话在毛看来也许不过是一种社会斗争双方的宣传表中的参考目录。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
毛很少作长时间的谈话而没有一些熟悉的警句，他似乎以压倒一切的雄辩来维持他的领导。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他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他喜欢一切人们和他们的大笑，他在任何团体中是安适自在的。我记得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当有人对他描述在上海所看到的一个喜剧的时候。那喜剧是一张美国影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毛泽东虽然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中杰出的人物，但他绝不是一个独裁者。他是一个公认的领袖，他的一切决定，都是讨论和集体判断的结果。共产党中没有像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所居总裁的同样地位。毛的权力主要是通过他在党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他在边区政府中没有职位。每个人都仍叫他主席——那还是以前江西时代他被选为苏维埃政府领袖时的一种荣誉的衔头。
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在中国政治运动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因为过去10年以来，中国红军太忙于对付他们敌人的围剿，以至必须团结一致的缘故。
无疑地，一个革命的政党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深切的同志爱，决非那些不冒生命之险而只空谈革命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家所能做到。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中享有合法权利和在知识分子中享有一定威信的共产党，不能使一个伟大的运动发展成强大基础的理由之一。我记得迪克·沃茨对我说起他曾在布龙死前不久与他作过一次谈话。布龙读了关于中国红军的记载说道：“这些人们有着我在美国左翼团体中从未见到过的特点：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一种兄弟之爱的情绪。我们的左翼分子常等你说出一种意见就嚷着‘出去，叛徒！’虽然你与他们的意见十有八九相同。”一同受着痛苦或分享初期命运的感情，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而使个人意见上的小冲突减少到毫不重要，这种经验也许是人们从来所知道的最深挚的同志爱。在中国共产党中，无疑有着一种弥缝内部裂痕的来自外界的“水门汀”。
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我们必须重复说一遍，即依照共产党的学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她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完成民族的解放而不是为了直接的社会主义，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肃清“封建残余”——以达到社会民主的目的，由于10年以来，一直遵守着这个信条，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当然充分发展了自恃、自信和独立的判断。在它斗争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常跟第三国际完全隔绝。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
在它武装斗争的长期历史中，红军的发展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没有它自己领土的征服，也没有利用叛变势力的巨大的实际政治经验，中国共产党跟第三国际一切其他的支部都没有关系。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
毛泽东的职务不是由莫斯科委任，除了他的同志和军队之外，是否有人可以叫他退休，那是大成问题的。事实上，毛以前因为违反共产国际路线，曾两次被开除党籍；但这个命令从未执行【此处以下文字有误，已删节，本书编者注。】。
中国的政论家、教士以及其他亲华的人们，都在尽力说服世界，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共产党”，最近蒋介石也对一个德国通讯社记者说“中国没有共产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有一次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基尔·哈迪主义者——19世纪的土地民主党，——因此，它们的名字尽可无须吓坏保守主义者。有些人想着，因为中国红军现在是为了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战，他们便不能算是布尔什维克，而“只是一个农民改良的政党”。所有这些人们究竟怎样拿这种说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的效忠，我可不知道。
假如我是正确了解毛泽东的话，我想他对这些加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诽谤，是不会觉得困恼的。他将冷笑着说，如果这可使那些想以亲华而反斯大林出名的自由主义者解决感情上的矛盾，那末就让他们爱怎样便怎样叫好了——只要他们能努一些力去阻止美国的武装日本，并援助中国和八路军争取胜利。
我个人对这件事的感觉，认为那些希望中国共产党是“不同的”，“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以及“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方法”等等的自由主义者，最后是注定要幻灭的。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处于革命的民族联合阵线的阶段。他们的信仰仍是国际社会主义，如果形势变更，他们也许会采取他们认为必需的方法来“支持历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