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楠、克雄译。其英文版1958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之后，我在收集另外几十位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时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人的传记，就不难看出，中国全民族的经历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取得胜利，除非国民党能够通过奇迹般的改造，迅速地实现深刻、激烈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青年人最初读到马克思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号令时，他们认为它不是对1848年2月欧洲的形势分析，而是对他们周围环境的真实写照。马克思说：“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36页。——原书译注。】即使在美国，相对文明的劳工法案也才颁布30年左右。而在中国，存在童工、女包身工，12小时的工作制、工资不足NB023口，病、伤、失业和老年均无保障，也没有集体与资方交涉的可能性，人们为什么要对马克思的预言提出疑问呢？陈旧的宗族和行会制度下的保障已经崩溃，穷人不值钱，简直已经沦落到“纯粹的生产资料”的地步了。劳工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自然是由于旧式农业经济在西方贸易的冲击下崩溃了，由于机械产品的涌现导致了手工业的破产。由于通过不断增加税收(比如，预征60年的税)和收取高额的贷款利息以及官僚和军阀巧取豪夺公众收入等形式实施资本征收，到了20年代和30年代，只有少数自耕农有能力纳税了。加以饥荒和战祸，数百万破落农民家庭的“多余”子女被投入了已经膨胀了的失业劳动力市场。从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红军战士的经历中，可以了解到，他们都是这种农村大规模破产的直接产物。
这里只举两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一位是朱德，他是红军总司令，毛在军队的知己；另一位是彭德怀，红军副总司令。朱德出身雇农家庭，因为贫穷，他们家有5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溺死了。幸存下来的孩子中，只有朱德受过教育；他没被溺死，而是送给了一家没有子女的亲戚，他们设法让他进了一所专为地主的儿子开办的学校。
彭德怀小时候由于犯了一点所谓的不教的过失，族中人决定处死他，幸亏他的一个叔父为他说情，才救了他一命；后来，他9岁时立约当了挖煤工。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把《共产党宣言》当作福音书来读，这里十一二岁的童工夜晚常常就被锁在屋里，在他们白天操作的机床旁，铺上几块破布睡觉——我甚至在外国人治理的上海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人们对中国人为什么很容易全盘接受马克思对西方民主的虚伪性的蔑视与谴责，也用不着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看到的西方民主，只是外国巡捕维护用暴力在中国取得的“权利和利益”。
我们这些传记作者了解到的第二点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吸引力，是因为民族主义——想要维护中国古已有之的强国地位的热情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共产党没有此等号召力。在美国，我已在前面说过，相信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蔑视“民族爱国主义”，而代之以一种宗教式的“对外国救世主的信仰”。他们必须基本上是一个神话狂——即使在脱离共产党以后，他们也往往还是如此。
然而，在中国，爱国主义、阶级斗争和亲俄这三者是较容易统一的。党的创始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俄国正在向孙逸仙提供直接援助，帮助他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阶级斗争的观点立即被接受了，因为中国的少数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金融家的买办或合作者。而中国人也更容易相信莫斯科的领导人，因为俄国的头号敌手正是那些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它们也是整个亚洲和非洲独立运动的直接敌人。
因此，与其国民党对手相比，中国杰出的共产党人更为西方化，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更加浓厚。他们不是手上长老茧的无产者，他们多数属于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先由我开始收集材料，后经我妻子加以充实而写出来的传记表明，在50位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只有两三位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与农民和知识分子不同)出身。(1945年，无产阶级的代表增加了。)
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权力主义无疑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在孔夫子之前早就存在了。孔夫子只不过是把伦理观念汇集成典，用来使世界上最稳固的王朝制度和官僚政权合理化。拿社会行为来做衡量个人杰出与否的标准，个人服从于群众的利益和生存，实际上都是由鞑靼可汗们(还有其他人)输入俄国人的律条，而可汗们的政治顾问及才智均来自于中国。虽然马克思关于全部历史是永恒的阶级战争的说法是一种创见，但是，他的辩证方法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却源远流长。惠施【惠施(约前370—约前310)战国时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宋国人，与庄子为友。名家一称“辩者”，又称“形名家”，战国时的一个学派。——本书编者注。】(公元前4世纪)派辩证论者早就提出了发展和变化的学说(无穷的矛盾中不断的对立统一)，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了这一点，而黑格尔则是通过德国哲学从希腊先哲那里借鉴的。正因为如此，运用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义，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也没有异国的气息，而只是“中国旧瓶里装的新酒”而已。
这些人急急匆匆，只争朝夕。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和对欧美历史的研究，痛感中国的衰弱、落后及迫在眉睫的完全崩溃的危险。在探索如何解决个人和民族生存的复杂问题的过程中，有创见和才识的中国青年男女们都被权力主义的、革命的学说所吸引，因为其他的方法都试过而且失败了，因为时间紧迫，不容渐进，也因为中国历史一再证实革命方是生路。共产党人通常被指责为暴力的信徒和“个人自由”的破坏者，这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只有依靠武力的优势方能实现。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的统治作一估价，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后者公开要打倒人数甚少的地主、军阀和通商口岸的银行家以及日本侵略者，为穷人夺取政权。
与美国人的看法相反，国民党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要与共产党人在道义上较短长，而只是与共产党人在使用武力方面比高低。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只是因为他们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不论是解决个人的问题，还是迅速填补中国和先进国家在工业科学方面的惊人差距，他们的办法是惟一的办法。那些早期就开始相信这一点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不能解释的真理。他们发现，他们可以不经过城市起义，就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
客观经验使毛相信农民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动力，但俄国人始终不同意这一看法。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相信，没有先进的工业无产者作主力，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开初，中国人也曾这样认为。在早期的城市起义(1927—1930)惨败之后，当时共产党已被摧毁殆尽，他们只有退回农村，别无选择。毛泽东和朱德在农村里建立了第一批根据地。此后，事态的发展使农民实际上成了他们人力物力的惟一支援者。他们拧成了一股力量，终于使共产党人在全国取得政权，在警察严密防范下的城市工人阶级或俄国人对农民的帮助极少。
“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毛泽东在保安对我说，“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反抗的背后总是有要求平等的愿望。”当然，要求平等的愿望有多种形式。任何革命热情和活力都搀杂了人类的极为复杂的需求和愿望。但是，在始终存在着饿死的危险的东方，辘辘饥肠就足以使数百万穷人起来反抗富人。
共产党人从不把土地再分配看作是目的。但是，他们看到了，只有先进行“土地改革”才能使农民参加战斗联盟，继而支持他们的主要纲领。在理论和学说上，共产党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共产主义和知识分子成了三分之二的更为贫穷的农民的政党，而国民党同拥护它的地主结合在一起，是无法声称代表农民的。
“我相信，”马克·吐温著的《圣女贞德回忆录》中的年轻侍从说，“总有一天，人们会发觉农民也是人。是的，是在许多方面和我一样的人。而且，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发觉——到那时候！嘿！到那时，我想他们会起来要求承认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麻烦事会因此产生！”
共产党人实际上成了一支流动的、武装的、无处不在的宣传队伍，在亚洲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传播其主张。共产党人使亿万农民首次接触现代世界；他们为青年妇女——他们自始至终是共产党的争取对象——开辟了前所未闻的个人自由和重要作用的新前景。他们答应给穷苦农民分土地，使他们免遭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和家破人亡之苦。他们要建立一个为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的新国家，这个国家以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为哲学基础，没有腐败的现象，为普通百姓谋福利。中文“共产党”字面上的意思是“共享财富的政党”。
开始的时候，这把火在中国燃得慢，但也扑灭不了，其原因是交通落后，缺少公路、铁路和桥梁。由于交通落后，就有可能在先是由外国列强控制，后来由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工业中心之间的广阔地带建立起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在内地，共产党能够指出农村怨声载道的症结所在，进行领导，激发起新的愿望，并建立起一支为他们的目标而战斗的军队。他们切实分配了土地，消除了一些最不平等的现象，推翻了乡村中豪绅的统治体系，而不为自己谋利，这时，农民就接受了共产党，并且最终同他们联合了起来。
农民过去从来不知“政党”为何物，而共产党却真的希望他们成为“党员”，这对农民们来说也是新奇而又有号召力的。因此，他们开始把共产党看作是“我们的”党，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尽管分得土地的农民后来不仅要承担其作为一个阶级要解体的重负，还要担负起革命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尽管父辈分到的土地后来又并入了儿辈的集体农庄，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已发现“农民是人民”而且是和党联结在一起的。农民曾经从宗族制度那里得到保护，这个制度由于工业经济的冲击被粉碎了，他们因而失去了保护，如今是由党取代宗族制度保护他们。
2200年前，著名哲学家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见荀子《王制篇》。——译注。】
“我们是鱼，”荀子的后裔，现代共产党人说，“人民是水，我们的生命离不开水。我们不骑在他们的头上，我们和他们鱼水相依。”他们把这作为口号提了出来，而这些口号农民是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