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埃德加·斯诺著，宋久、柯楠、克雄译，其英文版1958年由美国出版公司出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那时候43岁，只比我大14岁，但他的阅历却比我丰富得多。他可以给我许多教益。他是个能干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果中国没有比例高达80%至90%的农民，如果大多数的农民并不是肯定能从土地再分配中得到好处的穷人，而且如果城乡的有产阶级的人数不是那样少，他们的利益不是与中国落后的经济那样息息相关，中国就不会发生这场革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而毛泽东就是他们的预言人。他和他的政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绕过有产阶级，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仍然生活在铁器时代的广大农民之间建立了联盟。
毛对中国大地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政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农村，行程万里。作为一个旅行者，我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在暑假里走家串户，靠帮工换饭吃，有时甚至行乞。有一回，他整整一个星期只吃生豆子和喝冷水以“锻炼他的肠胃”。说来也奇怪，毛嗜好这种不寻常的远足，在早期就对贫苦的农民有所了解，并喜爱他们，是因为憎恨他父亲，他父亲是富农，他想方设法要离开他。他告诉我，他父亲的严厉是造成他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他把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同情心归结于受了他慷慨慈祥的母亲信奉佛教的影响一样。他的一些早期的经历也许有助于说明在“理喻”和暴力之间的古怪的选择。
毛的父亲为了让儿子们绝对服从他，经常打他们。毛泽东9岁那年，他逃出了家庭，以此对打他的一位教师进行“精神反抗”。他的母亲进行了干预，他被转到另一所学校。然而，他父亲继续打他，毛不久又反抗了。“这一次，我得到了家里反对党的支持，”毛笑着说，“包括母亲、我弟弟和雇工。”他退到附近一个池塘边，威胁说，如果他父亲不答应“改过”，他就要投水自尽。于是“敌人”投降了。
“就这样，我知道了，”毛回忆说，“当我用公开反抗来维护我的权利时，我父亲就会软下来；我要是逆来顺受，他就会变本加厉地打我。”
毛泽东13岁时，他父亲贪财，要他娶一位比他大6岁的女子。毛再次逃跑，流浪了好几天，靠帮农民干活解决食宿问题。母亲把他找了回来，家里也不再逼他履行婚约了。从那之后，父子停战了，但并不等于相安无事，直到毛泽东离开家，永远不再回来。
很多中国革命者都有过流浪的经历，只不过是毛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加坦率罢了。童年时代爱反抗无疑是毛得便秘的原因，此事在保安无人不知，因此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庆贺的大事。我问他，在他当时担任“国家”元首那种比较安定的生活和战斗的“流浪生活”两者之间，他更喜欢哪一种，他回答说：
“我更喜欢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狄德罗【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百科全书》主编。——原书译注。 】说过：“在一切社会条件下，使肠胃保持自由地蠕动乃是生活的一个伟大目标，”——历史学家们在探索“客观性”时，对这个鄙俗的笑话，注意得实在太不够了。毛的俏皮话是其品格的有趣的反映。他说起话来简单明了，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听得懂。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或者说是位能摆好自己与人类的关系的人。
还有一次，我和毛正与林彪谈着话，窑洞里热了起来。“妈的，太热了！”毛说着，脱下裤子，又坐了下来，那神态就和甘地缠着腰布时一样自然。他很风趣，爱说也爱听各种轶事。有一回，他要我尽量把我能记得的有关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摩登时代》的情节都讲述给他听，他听了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毛决不完全是个农民。他是个杰出的书法家，喜欢写诗。他的性格有浪漫的一面，几次结婚是他的一部分带有启示性的逸事——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是他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时遇见的一位伦理学教授的女儿，在内战期间于1930年被逮捕杀害。在大学里，他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很有造诣，但作为宣传者，他是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演的大师。他跟老百姓谈话时，一般不搬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原话，而是喜欢引用连没有文化的人也熟悉的民间故事和通俗史话。他最喜欢的小说是《水浒传》，那是一部禁书，描述反抗腐败的宋王朝的农民起义。赛珍珠【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美国女作家，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亲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大学教过书。原书译注。】
缩写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改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部书刻画了中国人的性格，就像《卡拉玛佐夫弟兄》刻画了俄国人的性格一样。我猜想毛是把自己比作农民起义的首领。《三国演义》同样也是一部为中国百姓所熟悉的伟大的历史小说，毛和其他共产党人也常常巧妙地运用书中的情节，结合本国的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分析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换句话说，毛是个卓越的政治家，不讲人家听不懂的话。然而，一旦写起严肃的“辩证法”著作来，他就像马克思一样能写，是马克思第二，他经常写有关党的理论的文章以巩固他的主要理论家的地位，跟从俄国回国的留学生比高低。与留学生相比，他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通过研究毛驾驭理论的本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政权都受到其支配问题的制约，一切理论都需根据政权实施的情况加以修改。
马克思主义给了毛现代的剖析政治现象的方法，它比蒋介石的军阀加儒教的糊涂观念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对复杂的外部世界缺乏广博的知识，这后来成了一个不利条件，但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施展才能。对毛来说，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等于是哲学和宗教，但是，他从不声称已穷尽最终真理。
“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有一次说，“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我曾试图找出毛在党内的力量的源泉——仅仅作为一个人，而且像共产党人常说的那样，撇开他的“客观”作用不谈。他是个复杂的，而且似乎是充满矛盾的人。
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党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却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与毛在一起是很愉快的，他总是可以找到谈话的题目。他非常健谈，以至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注意实际行动的人。毛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也确实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他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知识，仅限于他在紧张的行动和思考的生活中从所读的书籍里了解到的情况，按西方的观点来看，他的弱点是，他相信苏维埃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判断都受到武断的影响。但是，即使如此，他对外界还是充满了好奇心。他常常表示遗憾，他不能既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又到他青年时代在书上读到过的那些国家去进行一番实际考察。
毛承认他对许多事物一无所知。他对美国极感兴趣。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因而对已付诸实践的立宪民主也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他在理论上知道美国的制度，而且研究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
毛从未想要我参加共产党。别人也没有这样做过。不过，毛有一次问过我是否希望美国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我会不会参加。我说，如果美国也像中国那样贫穷落后，如果人民也受到这样寡廉鲜耻的压迫和剥削，遭受那样残酷的杀害，如果美国儿童也被当作奴隶一样地买卖，如果美国一直是个专制国家，现在又由军阀统治而不受人民权力的制约，如果美国人没有参政权，既不能参加选举，又不能行使弹劾的权力，如果工人没有结社或者进行集体交涉的自由，如果美国的统治者假公济私利用国家银行为私人经营的企业提供资金，而又不公开账目，如果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是最富有的投机商，如果外国人霸占我们的港口，并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的经济，如果我们不放一枪就丢掉了整个美国的北部，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可循来组织政治上的反对派，如果在美国也像在中国一样存在上述各种情况，如果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之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或改善国策，也无法改变或改善生活条件本身，那末，我的确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美国，”毛听完我这一番议论后笑着说，“将是最后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
“中国也会是最后实现民主的国家吗？”我反问。
“不，我们希望会是第二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毛回答。
“你是说——俄国是第一个？”
“只有消灭了阶级，人民，而不是私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时，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
毛并不盲目相信俄国的一切。后来证明，他利用斯大林的本事并不亚于斯大林利用他的本事。在私下谈话中，毛指责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反革命事件中遭受的灾难负责。斯大林当时领导着共产国际，而毛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的——1934年前，他曾几次被发现持反对意见。一直到了1934年，他的领导地位方在莫斯科勉强得到了承认。
毛在和我的交谈中称苏联为他的“忠实的盟友”。毛一边吃着酸梅做的甜食，一边不无嘲讽地谈到了“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事实上，此后9年间，俄国人也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多少重要的物资援助——9年里，尽管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援助蒋介石，共产党人的人数和力量却大大增加了。毛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和华盛顿的游击战略中汲取了重要的教育。尽管接连不断地退却和受挫，他和朱德在持久的消耗战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他们的军队的主力，等待有利条件和“时机”。
经过20年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种独立的民族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在同志情谊的熔炉中经受了战斗的考验，人人休戚与共，领导人之间团结一致，这一点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做不到的。有了这一传统，即使是他们的惨重的失败也被看作是中国人爱国主义在道义上的胜利而受到颂扬。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在南方失败后，被迫向西北转移，此事在人民中被誉为英雄的“长征”。毛泽东是长征的主要决策人。他为我亲笔抄下了他作的关于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意译了出来，诗如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