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延安一月》，摘选自1945年10月人民出版社印行、齐文编译的“人民丛刊”第一辑《毛泽东印象》一书。】
赵超构【赵超构，即林放，著名记者，他于1944年6月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起访问延安，是9名中国记者之一，著有《延安一月》。他还是著名的报人，《新民晚报》的创始人，在新闻出版界闻名。】
毛泽东先生招宴，是在6月12日下午6时，那天早上便发来了浅红色的请柬，招待人同时说明，希望我们在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长谈
【括号内文字为本书编者所加。】。
对于一个中共领袖的宴会，我们是没有理由敢于迟误的，大家都准备好了，上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地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驶行了10分钟，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共办公厅的大礼堂了。再驶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办事人员的住宅。车子一直驶进大门。门口站着两名卫兵，是我到陕北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红军。
我们被引导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这个客厅，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长又宽，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可以坐40个人的丁字形桌子，洁白的桌布，摆着鲜花，壁上除了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两边，一幅是史大林【史大林，即斯大林。下同。本书编者注。】
委员长，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们纷纷到来，各找着“对手”谈话，我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颇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发上，依着我的习惯，伸着赤裸裸的两双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由周恩来先生介绍，毛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被)介绍(的)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括号内文字为本书编者所加。】。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辞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会大约继续了3小时之久，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90分钟的话，如拼作一句话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惟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与”的样子。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间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
一边想着，一边倾听，日色渐渐向晚，通红的夕阳映得满堂辉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史大林委员长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
这时候，一种思潮蓦然在我脑中起伏。史大林不是一个伟大的坦白的现实主义者么？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楼阁的漂亮议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承受史大林作风的中共领袖们的议论，与其从议论本身去了解，实在还不如从他们环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易于接触真相吧！
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
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出。
对于平剧缺少修养的我，这4出戏，算是比较能够理解一点的。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我静坐在最前一排，胡乱地思索着这4出剧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打渔杀家》之为革命剧，大概是无异议的可以通过了。《鸿鸾禧》是否表现恋爱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古城会》有没有强调关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类乎此间所传说的游击战故事？
用这类的眼光来看戏，本是大煞风景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评戏，实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却无论如何驱逐不了这样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坐在我右侧，和我并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
一时，我有点感到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见到的毛先生，并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几杯酒吧，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
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鬼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散场时，已深夜11时，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归途上，缺月衔山，清光似水，朋友问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印象，我明快地答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在这里，不妨带便谈一谈我对于毛泽东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的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泽东说一声“组织起来”，于是通过干部，通过报纸，以至于无知识的乡农都说“组织起来”。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犹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自然，单从宣传的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权威，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权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点也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曾以这个问题就教于许多共产党人，同时自己也冷眼的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悉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产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生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的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宣传，以及列宁史大林的经验，毛泽东成功了。
边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论断。这个有机会时再说，我现在先提一两件小事为例。在我的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斯【马克斯，即马克思，下同。——本书编者注。】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斯，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发狂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我无意介绍共产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批评或者有溢美之处。我也不想在这里判断毛氏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因为这是颇费口舌的工作。我现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们的一般干部有什么特别优长之处，这是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们所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