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我去年与毛谈话时一样，我相信，美国的政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的行动的一个决定因素。就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言，共产党人是愿意合作的。但是，一味支持中央政府和蒋，而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将会促进不统一，而且后果将会是悲惨的。
与毛泽东的谈话谈话开始，毛就我最近的美国之行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对美国官方和公众对远东战争、一般地说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很感兴趣。然后他颇为温和地发表评论说，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它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虽然近来在中国显示出来的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但是他不能相信它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美国会终于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几个月以前，”
他说，“有人对我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歧不过是这样大”。(他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保持大约一英寸距离的状态【这个措辞和表情都是赫尔利的。——原书编者注。】。)“现在一定明显了，我们的分歧是这样大。”(他把拇指和食指尽可能扩展成V字形)毛从这一开场白开始，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议论，可概述如下。这个措辞和表情都是赫尔利的。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个国家实质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个性的。两国都天生爱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彼此互为补充，他们不会竞争。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她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其市场，并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它将能够向其他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它有原料和农产品可以帮助偿付这种外贸和投资。
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由于这一切理由，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冲突，疏远和误解。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居民，农民。在中国的45亿人中，他们至少占36亿。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商人、资本家仅仅是上层的少数。
农民就是中国。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很快就改造好。在未来的长时间里，中国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因此，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农民必须为工业化的产品提供实际的市场。
我们有日本的先例。因为它寻求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工业化，所以它被迫奉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它没有从解决国内农业问题着手。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家和作家(例如《纽约时报》的艾金森——最近发表的《论中国农民》的文章)表明清楚了解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
中国农民的根本要求，是废除租佃制的封建条件和对地主，资本家信用贷款和购买其产品的依存状态。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农民必须得到独立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做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
国民党与全体居民中的农民群众并无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地主集团组成的党，这些集团通过一个保守的和缺乏想像力的官僚机构施行统治。它对改善农民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废除现存的封建主义残余等十分重要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做，而且什么也不打算做。它不可能做，因为这样做会打击它的主要支撑集团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害怕真正的民主，因而成为法西斯的党。因此，今天就有了这个奇特的封建法西斯联合体——国民党。这是国民党无力摆脱的背景和特征。它不愿解决农业问题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实行工业化的基础，于是转而走向僵硬计划，国家指导和控制的工业发展的原则。所以，它在国内，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坚实的政权基础，在国外也没有能力创造和俄国与其他邻国保持合作友好关系的坚实的政权基础，它全力贯注于建立“国防工业”，并从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把戏。这种政策含有期待着将来会发生内外冲突。假如它的这种政策继续推行下去，国民党的这种期待一定会得到实现。不经过党内革命和出现一个全新的领导层，这种政策不可能改变，在这种政策下，国民党不可能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不可能使国家走向充分民主，也不可能成为远东的一个稳定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民的党。它的纲领——减租减息、累进税，援助生产、创办合作社，从最基层起建立民主政体——正是为了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在一切人民团体的团结，而不是倾轧的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需要的实现，共产党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这些才是和平和稳定的惟一可能的保证。在中国的未来中，正像中国的农民不能被忽视一样，共产党也不能被忽视。国民党想要不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可能给它带来胜利。毕竟，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如同人民大多数都是农民一样。我们为中国人民说话，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并来自人民。而人民是通过我们的成绩来了解共产党的。
可以认为，蒋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达成妥协，因为达成妥协以后，他和支持他的集团就必须让出政权，放弃独裁。但是他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
蒋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和他宣布打算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都是他日益走向绝望的迹象。国民大会将是国民党一手炮制的。邀请少数非国民党人士参加大会，是没有必要的，其用意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大会代表都是国民党机器选定的，不过是最徒具虚名的民选，因为这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公开打内战的时候(1936年)选出的。那些代表不能自称代表7年来一直在解放区进行抗日战争和管理着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甚至不能自称代表重庆控制下的中国的人民。由这一傀儡大会选举蒋当总统，并使他的政府作为“中国的民主政府”而合法化，将会是一场闹剧。这样一个机构不打算做点什么事，也不能希望它做点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这个国民大会将被用作要求共产党服从其权威和放下他们的武器的工具。国民大会没有代表性，而且在敌人还没有被赶出国土之前召开，共产党人和被占领区的人民将会拒绝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接着，共产党人将会被宣布为叛乱分子，公开打内战的舞台也将会布置就绪。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的这一最新策略——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所具有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发动这场好像很激烈的反蒋宣传运动的原因。这个问题是如此重大，使我们不得不尽可能提高嗓门说话。国民党内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激增。他们包括民主同盟和附属于国民党的集团、小党派，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现代资本家当中的许多人。但是他们这些人推翻不了国民党机器，也改变不了国民党现在的反动领导。他们无力控制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宪政”。没有美国影响的帮助，要经过一番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才会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
和平过渡到宪政的惟一希望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宪政将民主地包括、并代表全国各方面。不应坐等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现在它还是团结全国和中国有效进行抗日战争的惟一途径。为什么在国家还未从日军手中收复和解放区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之前，蒋就决心要贯彻“宪政”呢？因为他知道人民不会同意。对于欧洲被占领国家，已经做出决定，政府的形式必须等到该国完全解放、人民自己能够决定和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领导之后才能明确决定。这个政策是公正的，我们赞赏盟国领导人作出这一决定。
为什么中国要例外呢？上海比雅典大，而且中国被占领区是一片比希腊大得多的土地！美国不认识它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它决定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蒋介石依赖美国的援助。如果他不是得到美国的支援，他或者早已崩溃，或者已经被迫改变了他的政策，以团结全国并博得人民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美国不干预中国！你们是作为中国的最大盟国呆在这里的。你们在这里的存在是巨大的。美国的本意是好的。赫尔利大使到延安并同意了我们的5条基本意见时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他知道罗斯福总统有同样的想法，他不可能赞同这些意见。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看来又摇摆了。毫无疑问，蒋的动机和不光明正大的花招是清清楚楚的。他的“战时内阁”和“党派会议”建议不曾解决任何基本问题，因为它们完全没有权力；它们毫无像联合政府那样的东西。他的“改组共产党军队”并“把它们置于美国统率之下”的建议具有挑拨性，是企图在我们(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之间制造误解。我们乐于接受美国的指挥，如像英国在欧洲有指挥权一样。但是必须指挥一切中国军队。蒋不断想法制造好像共产党人应对谈判失败负责。他通过召开虚伪的国民大会答应今年立即实行“民主”，玩弄了一套很巧妙的宣传骗术给外国人看。我们不愿相信美国人会这样轻易受骗。极其重要的是，美国要认识到召开国大是蒋正在玩他的“最后一张牌”。它将关闭谈判之门。一旦会议召开了，木已成舟了，因而妥协也就不可能了。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们愿意战斗，我们不仅愿意为现在解放区1亿人的民主权利而战，而且也为中国其余地方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战。当半个中国被敌人切断了或被敌人占领时，当除了国民党以外所有党派的合法性都得不到承认时，不能召开国民大会。形势所需要的，和能够挽救它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美国运用它的影响帮助实现它。没有它，美国一直为之努力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