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海伦·斯诺在1937年采访延安后所著的《红色中国内幕》(Inside Red China，中译名为《续西行漫记》)中的一章，陶宜、徐复译，解放前曾由上海复社出版，编选时，参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的《毛泽东自述》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续西行漫记》进行了校订。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政治领袖，由于远大的目光和对于局势的正确估计，而成为共产党杰出的人物。他往往决定政策的重点，再由别的共产党人加以补充和注释。这位中国的列宁获得了一个革命领袖特有的长期活动的经验，有了这种渊博的经验，他才能胜任目前的职位，这种渊博的经验不让任何天赋的才能。他最初是湖南长沙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这个学校在当时是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的中心点，也是工农运动的中心点；他帮助了组织1920年赴法留学的工学团，这个集团也是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后来他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当时毛泽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并不是在北大读书。——本书编者注。】时，他跟李大钊和陈独秀一同工作，于1921年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本书编者注。】
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当他做湖南省委书记时，他跟同志们把这中国最革命的省份组织起来。1925年，他在广东任国民党机关志编辑兼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本书编者注。】。
国共两党开始分裂的时候，毛氏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此种路线实际上是投降国民党；1927年，他开始实践自己的政策——组织革命军队，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有些共产党人大不以为然，说这是“枪杆运动”。但朱德在井冈山跟毛氏会合，他们这个根据地实际上领导着整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1928年，毛氏站在拥护正常发展的立场上反对“暴动主义”，结果获得了胜利。1930年，他反对过“左”的立三路线，这是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相反的另一错误路线。1931年，一切政治活动都上了正轨，毛氏就成为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34—1935年，他率领红军向着西北长征。当时毛氏认为中日战争很快地逼近了，共产党于1933年8月间开始要求国共合作，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愿以放弃苏维埃为交换条件；毛氏这种对抗日局势的估计，曾为另一老共产党员张国焘所反对。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毛氏力主和平解决，结果果如所愿。要使全体共产党员和红军一致拥护这个统一战线，无疑地需要一等的政治手腕——而毛泽东终于成功地达到目的，共产党并未因此而分裂。从1935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发动时这一混乱暗淡的时期内，毛泽东始终坚决把握住自己的主张：抗日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抗日战争非但不能避免，而且非常急迫了。他竭力反对托派和那些过左的角色，他们不高兴同国民党联合。毛泽东这一着又是做得很对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延安的人们个个都非常崇拜他们的“天才”，他欣慰地喘了一口气。在那郁闷的西北地平线上还没有罩上来自日军的战云的时候，共产党那样应付西安事变，显然是一种狂妄的侠义行为，此种行为有如孤注一掷的赌博，但毛泽东却联合马克思主义的巨人们坚决主张这么干。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的铁一般的意志使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地向着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奋斗，毛泽东这样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策，几乎跟列宁的作为一样伟大。
但共产党的领导的考验现在不过是个开始。中国的前途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中央政府会不会分裂？会不会再发生内战？关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对于中国各阶级势力关系的分析是非常切要的。因为毛泽东富有直接回答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经验，我极想从他那获得一个关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完整的分析。我提出许多问题，第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第二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第三是关于未来的展望。毛泽东很高兴回答这些问题，答应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在目前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于7月4日第一次跟我会谈，但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没工夫继续跟我会谈，把共产党的历史家洛甫【洛甫，即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本书编者注。】和毛氏的副手【应为助手。——本书编者注。】
吴黎平介绍给我。近来有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别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性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维特福格(KAWittfogel)。关于中国地主的“四边形”性质一类问题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研究。因此毛泽东的解释特别饶有兴趣。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1927年还是苏联托派和列宁主义者们争论的主要问题，直到现在，似乎依旧没有停止此种争论。在此次会谈中，毛泽东说明了中国革命两个复杂的特点，非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一定懂得这些特点的。第一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革命，资产阶级有时帮助革命，有时离弃革命。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她的群众运动大都是农民运动，但她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下面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成分和中国革命的动力的分析：要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当然必须先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性质，可用一句话说明之，那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种不同的经济形式都存在着，但封建的小商业经济却占主要地位，此种经济的主要基础就是农村经济。我所谓小商业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经济，此种经济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前，而同时又比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最落后经济进步些。然而中国同时又踏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正确的。
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下述三个成分构成的：(一)个人资本，(二)政府资本，(三)帝国主义资本。这三种成分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机构。
在中国，此种经济形式是新的经济形式，与中国封建经济相冲突的。它的力量在于大城市，在于交通，在于工业、矿业等等。然而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个人资本和政府资本没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在许多生产部门内，帝国主义资本超过中国的资本。甚至铁路矿山一类国营事业的资本也来自帝国主义。由于这种关系，中国的关税也受了帝国主义者的限制。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受帝国主义者的操纵的。
同样，封建经济形式的存在也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把中国经济作为整体来看，则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经济。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看，则占主要地位的是殖民地经济。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跟帝国主义的政治关系和别种关系的性质，例如关税受其操纵等等。
根据上述各点，我们不得不得到如下的结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特性既已明白，则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就很容易答复：它是一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
有一派人不同意此种分析：这就是托派。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派得到如下的结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关税的独立证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阶段已经过去。托派理论更进一步地发展到如下的观点：在中国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封建经济。最近我在托派杂志上看到关于这问题的文章，他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意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看法，但关于中国经济的性质问题，他们始终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
托派既然承认中国社会受帝国主义的支配，而同时又说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这真是十分奇怪的观点。
托派根据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得到如下的结论：目前中国革命不是资本阶级性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绝对反对这种观点。我们再把我们的见解重说一遍：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的势力，需要中国人民长期的斗争。只有完成这些革命任务，才能开辟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但同时我们又认为中国革命有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我们的理由如下：现在我们讨论到第三个问题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中国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某种情形之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这革命的可能；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他们又有动摇的可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地主；而民族资产阶级有时是革命的敌人，有时不是。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为什么中国革命跟过去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呢？因为中国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因此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资产阶级大些。这因为操纵中国大工业的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者。这些帝国主义的大工业的工人们跟中国国营工业和私有工业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很有力量领导比较薄弱的资产阶级。中国工人的数量不过200多万。这同全人口比较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同资产阶级的数量比较起来，这却是一个较大的力量。在帝国主义者，中国资本家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一种最坚强的革命主角。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又受了国际革命势力的影响，这就是说，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影响。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升到政治觉醒的地位，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一个角色。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被建立起来了。把上述各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和共产党力量联合起来，是最壮旺、最坚强的斗争力量，虽然数量很小。幸得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盟友，这就是农民。中国农民占全人口80％以上，同时因为他们处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他们的革命性格是很坚强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联合剥削下，中国农民不得不缴纳50％到80％的地租和30％到100％的高利贷利息。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收得100担谷，他必须给地主50％到80％。农民不得不借债，一借债，就必须给债主30％到100％的利息。
摆在农民面前的问题是怎样获得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和怎样废除帝国主义的剥削的问题。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践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一个强有力的，有决定作用的盟友。中国革命的第三个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包含广大的学生群众、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人，以及许多自由职业者。这些队伍大多数都能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方面。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是革命的敌人，同时又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站在革命的方面。有时他们又动摇起来，甚至站到帝国主义方面去。有时他们站在地主方面。有时他们又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这是因为许多民族资本家具有买办和半地主的特性。我们不能把买办资产阶级包括在民族资产阶级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都有自己的资本，但这资本跟帝国主义资本和土地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些大半倚靠帝国主义资本的资本家是属于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地主和买办跟帝国主义有根本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当前的南京政府是地主、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的联盟。在某一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中国的情态下，地主和买办的利益受到这一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他们都有不反对反帝斗争的可能，而且有拥护这一斗争的可能——至于那些自身利益不受这种侵略的影响的，或与这个特殊侵略者有共同利益的角色，当然要除外。
因此，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包括全民的，就是说包括汉奸以外的一切中国人。这是我们的民族阵线跟“人民阵线”不同的特点。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由无产阶级政党所发动，而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坚强它的组织，完成它的任务。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中国惟一觉醒的、有坚强革命力量的阶级。资产阶级负不起这一任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特殊性，下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民族革命获得了相当成功后，当民主革命达到相当阶段后，这一革命会转化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着的。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由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它转化的过程中，它将通过工农的民主独裁【应为工农的民主专政。——编者注。】。
上述一切意见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在第六次大会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我于是问毛泽东几个关于中国社会各种分子的阶级关系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跟中国目前变动着的局势有关系的。
问：你认为中国银行家们是买办还是民族资产阶级？
答：中国许多银行家都是买办或半买办，但也有许多银行家跟帝国主义没有关系，例如一些中小银行都是如此。有一部分银行是属于单纯的政府资本。它们跟帝国主义资本有间接的关系，因为政府从外国借来资本，放在这些银行里。问：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任务是什么呢？答：中国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缘故。帝国主义者创造了中国的知识阶级，而他们又攻击他们的帝国主义的老师。农民当然也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附属于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都来自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但他们找不到职业，因为他们的国家是无法发展工业的半殖民地。他们加入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拥护民主政治，因为他们的家庭日益破产，他们自己没有前途。“中国的学生是社会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支流，但他们没有决定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才是革命的主角。”
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如何？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
答：像我在上面所说的一样，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定要起领导作用。我们革命运动的基本性质是为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但只有通过民主主义的阶段，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问：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如何？
答：中国红军根本上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但同时也代表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红军的主要成份是贫农，也有一部分是农村和城市无产阶级。我们没有统计过他们的百分比，但农村无产阶级一定没有贫农多。我们称无田无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我们把没有足够土地维持自己生活的贫农看作半无产阶级。
问：托派说，因为红军是由小有产农民构成的，不能保证他们往后不出卖无产阶级革命。你以为红军始终靠得住吗？
答：托派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阶级是介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的阶级。资产阶级居领导地位时，它就跟资产阶级跑；无产阶级居领导地位时，它就跟无产阶级跑。苏联社会的主要成份也是农民，但现在，除了富农，一切农民都走向共产主义。所以说农民将归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这是昏话。中国红军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军队，正跟苏联一样。中国红军拥护共产主义。这是因为红军，土地革命和整个革命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缘故，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别的任何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农民也不能解决自身问题。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土地问题可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解决的，例如法国大革命。土地问题同样可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解决，例如苏联是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解决了这一问题的。目前在西班牙，这一问题正在农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民阵线”领导下被解决着。像中国一类的国家，日本和德国也包括在内，资产阶级是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的，虽然他们骗诱农民相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可以答应，但决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
问：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如何？
答：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联盟。当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在中国侵略的时候，他们有反日的责任。国民党分子可以跟帝国主义妥协，但同时也可以跟它们分裂，这由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决定。1927年以前，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的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1927年以后，国民党跟帝国主义依旧有一些矛盾，但主要的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了。当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中国的阶级关系有变化的可能，可能削弱亲日派的力量。
问：当国共两党在实际行动上联合起来的时候，地主阶级分子会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来？
答：这要看未来的发展如何。如果日本的侵略严重起来，国民党会认识土地关系有改革的必要，为的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地主们是不喜欢这一着的，但他们同时也不喜欢自己土地被日军占领。当民众运动发展起来，农民们向地主们的要求高到无法妥协的时候，那种分裂就会发生。
问：据先生估计，在抗日战争中，哪些分子会变成汉奸？
答：那些跟日本有最直接的共同利益的地主和买办会变成汉奸。还有一些失业的人，迫于生活，受日人的雇佣，替日军做侦探工作。汉奸们的军队就是间接汉奸。
问：中国封建分子的性质如何？你认为是地主是“四边形”的东西吗？
答：是的，中国地主是四边形的。他是地主，是商人，也是收税人，但不一定个个都是高利贷者。他有时跟中国式的商业资本也有关系。
问：根据先生长期接触农民问题的经验，中国农村最毒辣的压迫形式是什么？
答：(一)地租；(二)高利贷；(三)捐税；(四)贩卖商品。
问：先生很知道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先生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亚细亚式的封建制度吗？
答：从基本上说，中国封建制度在利用土地剥削农民这点性质上跟欧洲封建制度没有什么不同，但中国的封建势力却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问：红军实践了l0年反封建的斗争。先生认为这种斗争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吗？
答：获得了相当的效果。在那些受红军影响的地方，封建势力受到了革命势力的打击。封建的力量多少被削弱了。
问：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因而摧毁了封建制度吗？
答：是的，封建制度部分地被它摧毁了。中国所以成为半封建的国家，原因即在于此。帝国主义势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商业资本，对于中国封建制度都有破坏作用。
问：日本人希望中国保持着半封建的殖民地性质吗？
答：根据历史的经验，所有帝国主义都不喜欢在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他们发展它仅仅为着自己的利益。如果帝国主义不支持封建制度，它要支持什么呢？
问：先生以为日本想利用中国统治阶级操纵中国吗？
答：也许这样。否则就不会有汉奸了【此处以下的文字已删节。——本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