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倾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保安，即陕西省志丹县，1936年为纪念刘志丹烈士而改名。1936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陕北延安(肤施)，中央总部从保安迁都延安。——本书编者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做李德同志的德国人。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作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并不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此处有误。毛泽东和杨开慧生有三个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本书编者注。】。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1937年)44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参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1934年伦敦劳伦斯书店出版)。其中包括苏区临时宪法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目标的说明。又可参阅《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关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报告》(1934年，伦敦)。——摘自原注。】下的900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300万；鄂皖豫苏区200万；湘赣鄂苏区100万；赣湘苏区100万；浙闽苏区100万；湘鄂苏区100万；总共900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10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8000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28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泽东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的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做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10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一译博洽德(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6000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10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就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毛后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成了一位向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强烈挑战的人。有趣的是，对后来发生的大多数事情，毛在20年前和我谈话时就已作了预言了。他要求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一切“爱国力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说很快就能实现。他详尽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要领导的抗日“持久战”(后来，他也确实这样领导了这一场战争)，以及这场持久战将会以何种方式使革命取得政权。他也预言，日本不久就会进攻欧洲殖民地，进攻美国。他确信，俄国将最终被卷入一场打败日本的大战——并结束在亚洲的殖民主义。
毫无疑问，在毛的这些预言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一切观点的依据，也有主观臆想的成分。然而，我必须指出，他并不指望速胜。他对我说，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10年，战争结束时，“中国革命队伍”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毛并不掩饰这些目的，我对此也着重进行了报道。他从不隐讳，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只不过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他沉着和充满信心，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事实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无论是毛或者其他红色领导人都没有对我说过，他们是“土地改革者”或“资本主义改革者”——后来有人把这种说法归咎于我，实在奇怪极了。我很快就要找出其中的原因来。
“共产党，”毛一再说，“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
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译者注。】中载有他的纲领，任何人只要对它作过研究，就不会不看到，共产党多么希望奔赴辽阔广大的内地，把农民发动起来。当日本人把国民党和西方列强从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后，内地很快就要成为政治真空地带。
我暗地里常常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当时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他坐在那里，穿着两条布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他们在最穷困的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那说话的神态就像是他的党对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显得很相信这一点，而且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和他们合作，什么情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毛是千真万确的人，但他依然是一种未知数。因为爱默生的下一句警句就是“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而当时看起来，毛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的论证渐渐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随着他深思熟虑，有条不紊地给我讲述他的富于戏剧性的经历，我开始看到，这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反映在一个对其意义作过深刻分析和研究的人的生活经历之中。因此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了解未来事件的重要指南。我在1936年写道，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一种强大的自然活力”。中国的需求“在大多数人民中间”也许是不明确、难以言状的。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可以提供“能够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一极其富于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虽然，我因此对毛本人产生了比对当时的论战更大的兴趣，但是，要想收集他个人的历史却不容易。一连好几天，我们像是在捉迷藏，我感觉到，他在判断：能不能把他本人的真情告诉我；我会不会滥用他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他的话。共产党人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在理论上，个人除非是一种历史力量，否则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还因为死刑时刻威胁着每个共产党人。不用真名是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但是，如果你想要结束内战，并且和其他军队在一个统一战线中共事，”我与毛争辩说，“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他再次避开回答我的问题。
有一天晚上，在回答了所有其他问题之后，毛转向我开列的“个人历史”问题的清单，听到翻译念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时就笑了。我发现，原来这个问题被误译为“你有几个妻子”了。
“我们实施男女平等的法律，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就是其中一项带根本性的改革，”他说。当我说明了翻译的错误后，他平静了下来，但依然拿不定主意，是否值得为澄清“对个人的流言蜚语”而浪费时间。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莱尔【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原书译注。】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他拿起我的问题单，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终于提议说，“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在此后连续几个晚上的会见中，毛带来了他本人写的提纲。他给我的不是需要我花很大工夫去整理和连缀在一起的素材，而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这部传记出版后在中国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它还被翻译介绍到所有殖民地国家
【这部传记即《毛泽东自传》。1936年7月至10月，斯诺打破当时国民党的10年新闻封锁，对中共在陕北的苏区红军进行了采访，是第一个进入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期间，毛泽东与他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的谈话，并第一次将自己的生平历史告诉给别人。这是毛泽东惟一亲自口述并修改的“自传”，在英美报刊首先发表。1937年8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文摘》月刊(卢沟桥事变后改名《文摘战时旬刊》)首先译成中文开始连载，之后于11月1日由黎明书局出版发行了单行本。同期，《毛泽东自传》先后以十几种不同版本在中国广为流传。——本书编者注。】。
毛对传记作者的影响被作为我的部分经历写入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