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2l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理想的10月天气。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50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1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毛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 (他是喜欢微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节的帮凶。
后来，在毛77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反对武装侵略和破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许多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泽东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大胆的决定。
当我们观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都出场了，大约有47个少数民族。他们讲20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在75亿至8亿之间)的5％～6％。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很少看到武器。
标语牌一个胜过一个地颂扬着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最为壮观的是，一道山脉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新一环的完成，这条铁路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了起来。全身和半身塑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文化革命或第二次解放的领袖和发动者的形象。这次解放的目的是为了恢复革命的纯洁性，让群众空前广泛地参加到革命中来。
下面的群众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而且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挥手指向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感觉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并不满意。在哪方面不满意呢？他还来不及作答，我们的谈话就被新来的人打断了。只是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能重新提出这一问题——那时他很坦白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但是我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用来为毛的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关于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关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关于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美国现在不是也有着一种造反运动吗？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这个运动——他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
毛泽东主席在去年12月18日在北京同我进行的一次长达5小时的谈话中，表述了他对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一些看法。
毛批评了对毛“个人崇拜”的专讲形式的做法，解释了为什么在文化革命期间曾有必要采取这种讨嫌的做法，并且预言这种做法将逐渐改变。他说，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久将让能代表美国广泛的政界和新闻舆论界的右、中、左三方面的一些人访问中国。他谈到赞成同美国最高级官员(包括尼克松先生在内)开始进行谈话。他说他寄很大希望于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将是一支有益于世界的潜在力量。
毛泽东强调说，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但是，只是在最近我才能够证实他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1点左右。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我们议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曾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此外，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毛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按：指斯诺)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
我说：“我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城市或地方。”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个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
毛泽东对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以前的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
我说：“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许多人因为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就掉了脑袋。
我说：“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人类已经在一些事情上改变了上帝的观
点。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者5年以前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说，没有。说我(按：指斯诺)受人欺骗了。在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一个。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这位母亲还想再生。很快就生了9个。这位母亲已经45岁左右了，她最后只好决定就这样算了。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美国情况也许一样吧？
毛说，要男女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但是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人民。
如果苏联不行，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2亿多人口。生产已经高于各个国家，教育普及。他将高兴看到在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预料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将高兴同他谈，他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
他说，遗憾的是我(按：指斯诺)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不是我同毛泽东谈话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去年了解到，某些中间人当时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旨在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国际保证东南亚的独立；通过弄清台湾问题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做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今年进行的。我自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给戴高乐夫人的对这位将军的唁电，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任何非共产党政治家的惟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官很活跃。一位已经访晤过一次尼克松总统的欧洲国家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来到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跑到白宫去举行会谈，于1月间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北京前不久，曾自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当时再次转达了一个信息，询问总统如果派一位私人代表前往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在中国首都受到怎样的接待。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情况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毛再次向我追述说，教给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且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统治地位。
我提到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他对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最好的弹药运输人。”毛泽东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样的帮助。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一”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的过程中，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情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的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冲突发展成了打派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
毛很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并发给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士兵受到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我问道：“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有人是这样说，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而俄国的原子弹有那么大(他伸出他的拇指)。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拇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听说他们有点怕。即使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只老鼠，这个人也可能吓坏了，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俄国人因而感到不安。但是如果中国人钻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了第一枪呢？俄国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俄国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后来他们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去要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话，要争论1万年。后来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1000年，但是不能再减了。
他说，俄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就都会听从。他们不相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俄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他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互相矛盾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他们国家之间的问题的。
毛泽东再次提到美国说，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泽东一定会坚持那些指导中国全部对外政策、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和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地区政策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也相信，在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和以后，中国将谋求同欢迎它充分参加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的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