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一个学生都熟知毛本身历史中的大事。但今天普遍的年轻人对他过去及现在的私生活，却不如老一辈那样清楚。毛从来也未曾写过自传，除了他曾对我讲述过他的生平事迹之外。我在书中透露的许多情况，在中文书中已经看不到了。在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甚少人知道他的行踪。报章上也往往长时间没有提及他的行动。凡此种种，都成了国外外交家胡乱推测的题目，有时候，这些人便放出“病重”的谣言，以促使他再次露面。但是，这个曾步行了2万英里【原文如此。——本书编者注。】
横过中国的人，是仍然喜欢到处活动的。
在我第一次进入皇城拜访毛那一天，我们自新华门入城，那里我只看到两个卫兵在值班。新门之东就是雄伟的天安门，坐落于宽阔繁盛的通衢——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那一边就是以大理石柱支撑起来的人民大会堂。毛常常带着几个便衣人员，从家里步行到大会堂去。进入皇城之后，一条柳荫婆娑的马路绕过宫殿外的人工湖，经过一丛丛的剑花和菊花，直到那座优美的旧式单层黄瓦面的住宅之前，沿途再也看不到任何卫兵。这座房子是宫殿里的建筑物群之一，这些宫殿以前先后被清朝贵族及国民党官员所占据。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也住上类似的房子，彼此间保持着紧密的接触。主殿的大宫室和厅堂，现在成为博物馆或游戏场所，在北海的一角还建起了一座模范托儿所。
毛泽东的家庭包括了他的夫人——江青，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毛岸青，是前妻杨开慧所生(杨开慧，1930年为反动派所杀，“罪名”是共产党员)。毛还有另一个儿子，岸英(杨开慧所生)，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他仅存的儿子岸青，据说是一个工程师。
毛泽东的客厅宽敞舒适，家具全部是中式的，装饰得很别致。客厅旁是一个小饭厅，他的书房和几个睡房。他奉客和自用的饭餐，属于湖南式烹饪的家常便饭。为了庆祝我们的会面，他和我对饮了少许贵州出产的烈酒“茅台”。他还拿出中国红酒奉客，这种红酒在华北的酒庄有售，售价为人民币一元，数量不限。
毛泽东的体重较前大有增长；食量中等，吸烟数量却较前减少了。作为一个年近70岁的人，时常被报道“猝然去世”；但他“经常保持现状”——他这样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患过严重的疾病。他穿着一套企领的黑灰色便装。自孙中山提倡以后，这种服装已成了一种官式制服。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已经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一双棉布袜子松松地垂在足踝上。
我认为毛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不是像台湾抨击家所描述的那样奢侈。他的所谓舒适，充其量不过等于一个成功的长岛保险商，在牧场有凉台的平房中的享受一样。不错，毛泽东曾经有过很多秘书，但那是在延安窑洞时代的事情了。公园对面就是清朝皇帝的宫殿，其光辉确实远远盖过白宫，但这些现在都已成为“人民的宫殿”。政治局委员对个人的所得绝不感兴趣。当然，他们可以随时应用汽车和飞机，并且可以在可宴请5000名宾客的大会堂里招待国宾。那里，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常被邀往参加丰盛的宴会。
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在简陋的房子居住过，吃过最简单的军队伙食，而且时间都在20年或20年以上；他们确实挨过了不少苦楚。但在目前，他们仍然一同生活，每天仍然工作12至15小时，并且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他们的夫人只是穿着平凡而不昂贵的衣服，并没有像当年旧中国的统治家族那样拥有副业的银行或生意。他们没有利用公共基金进行私人的投机生意，或操纵黑市的市场。但他们人人都拥有实权，并且喜爱在毛的领导下。
毛泽东现在已不能再骑马或作长途的步行。他以游泳进行身体锻炼。这是南海和其他内城湖泊现在以淡水灌入的部分原因，并且说明了为什么西山的昆明湖现在成为了一个群众性的游泳场所。游泳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各城市、学校和公社之所以大举兴建优良的游泳池，其原因也部分由于此点。1957年，毛宣布他准备于武汉横渡长江，这使整个政治局大吃一惊。国务院甚至派总理出面劝他撤销这个想法：长江上到处是危险的暗流，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呀。
出发地点旁竖起了一句毛的号召“敢想敢干”。一个青年的游泳冠军请缨先试，并成功地横渡了长江；跟着一个女孩子也成功登陆对岸。毛泽东在他们之后下水，他用“游击战的方法”使整个游泳变得非常容易；他随着水流而游，在水中作Z字形前进。刹那间，江上塞满了游泳的人们。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泳的人数极为踊跃，外间又传起中国准备攻打台湾的谣言。毛对一个客人保证说那个报道太夸大了，中国决不会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的。
毛泽东经常说渴望到美国一游。在保安，他告诉我说很想亲自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这次我见着他时，毛说希望能在他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他认为华盛顿不可能同意他到波达麦河，但大概会乐于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去游泳。“在河口而已，”他附加一句，那里有50英里宽呢。
蒋介石常常都是一个极度紧张、吝啬的小人。毛却仍然很潇洒，行动也很从容不迫，敏于分析说话中微细的差别，眼睛充满智慧。他笑起来会令你受感染，而且对别人的俏皮话也衷心的表示赞赏。他还有开朗的性格。
作为一个解释历史并且负起改造历史的重任的领袖——事事要从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利害出发——真是不简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对我表示，他感到“真正自由”的一刻是当他“站在高山之巅上”。毛泽东在64岁高龄第一次横渡长江后，写下了一首词，表面看来就像一个如尼赫鲁般渴望“和平”的逃避现实者。词中云：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句中的“子”是指孔子。《论语》中说孔子望着滔滔江水，有感而发。全文如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明乎此，再深入玩味毛的这首词，则可发现本词与毛泽东其他的诗词一样，都有政治上的含义，而非思想上的退却。即使“风吹浪打”，毛发现他本人正处于基本变革的宏图之中；由于他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完全“宽余”与自由的。
毛泽东往往喜欢自己作采访记者，要亲眼见到事物的发展过程。目前，他平均每年只有四个月在北京，而且随意在中国境内旅游——即使尚未能到美国去。他按时到大城市去视察，与各省党的领导人甚至低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突然到各新工程区，公社，工厂，托儿所和幼儿园里去，并说他曾视察过一些劳动改造农场。他往往出其不意地现身于农场或工厂，和农民们促膝谈心，并亲尝他们的食物。在我和他的谈话中，显示了他对每个成年人和孩子所吸取得的卡路里(热量)也了如指掌；在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那一段时间中，他清楚地知道人们的食物和正常时期差了多少。
毛泽东很多次长时间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是为了独自进行学习和研究。有时他甚至会花上整个星期阅读书籍，这是他青年时代养成的习惯。上中学时，他曾中途离校，因为“它的校规诚堪反对”，他花了半年时光，“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他对我说：“每天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便进去。午间，我只暂停片刻到外头买两个炒米饼吃。……那里，我首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去研究它。我曾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家的财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本有关伦理学的著作。我还阅读过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以及一本由孟德斯鸠写的有关法律的著作。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较早时，他还“被尧、舜、秦始皇和汉武帝等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事迹所吸引”。
通过阅读翻译著作，毛对西方文学的知识比任何其他西方统治者对中国文学的知识都要高得多。他也没有将他的学习局限于政治知识方面。他对玛格丽特·高捷(法国女作家)著作里的角色金美花夫人(法国古代美人)性格的讽刺，最近曾使一个法国访客大表诧异。
毛泽东以前从未离开过中国，直到1949年末至1950初，才首次离国，到苏联和东欧访问。他从未到过任何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即使近如印度和日本也未去过。到1962年，政治局中只有董必武等二人见过“新世界”……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或者叫做“垄断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而言，美国的大银行和大资本集团经常被举作经典范例。在这个“最后”阶段中，帝国主义必然竭尽全力，用尽手段，谋求支配世界，而传统的殖民地制度只不过是其中一法而已。列宁主义者认为，那些操纵帝国主义政府的财团，通过压迫、剥削、奴役及在国内外盘剥重利地抽税，所取得的效果比采用直接军事或殖民力量来得更大。
对毛泽东来说，美国力量在台湾既符合了旧式殖民主义的定义，也是不折不扣的新帝国主义侵略。
本章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我却不能不提出以下的事实：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袖对美国都存有一个直接而消极的印象——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和驻中国美军打交道的经验中。在日本侵华时期，美国运用它的影响力，(表面上)阻止蒋介石发动新内战；但当其时，共产党领导着抵抗日本人的敌后战，而美国政府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一支枪，一粒子弹，甚至一条绷带，全部美国装备都是赠给蒋介石，蒋却用来封锁和袭击共产党的后方基地。美国在内战中对蒋的慷慨援助，它最后和蒋介石在台湾所缔结的联盟，严重阻碍中国国际贸易的禁运，领导仆从国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保持东亚的美军基地等等因素，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巨大的爱国性的反感。
目前介绍给广大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既可以说是复杂，也可以说是简单。它之所以为复杂的原因，在于它要求有政治认识的中国人学习用辩证法来想问题，来理解毛主席的意思。它之所以为简单的原因，在于毛的著作中运用了针对实际的论述，本土的警句和绰号，以民间故事作讽刺——如以纸老虎喻帝国主义，以及其他人所共知的常见例子。人人都要学习他的教导真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毛这样说，“就等于没有灵魂”。
对任何一个在中国街道上的人来说，接受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他是跟着党领导的光明和进步
的力量走，证明他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革命阶级的利益这个高尚的目的而生活。对于代表黑暗的敌人，他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毛这样解释说：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
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
这段文章写于1952年，5年后，毛在一篇重要的政策报告中自己加以引述(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和“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仍然继续展开，“专政方法”也如是。这个矛盾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以研究；另外，在我印象中，毛对外界的观点以及什么才是他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也将会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