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幼年时代对现状的不满集中地表现在对专横及愚昧的合理抗议上，但我们只是从他的讲述中得以知晓。有关他的后期活动却有较多的资料。一句话，若想把毛成年时代的活动和著作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史实分割开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一个民族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剥削、欺骗、鸦片荼毒、掠夺，侵占和瓜分，而其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将他们与容许这种侮辱存在的衰弱社会赶出门外，难道是患了神经错乱症吗？如非这样做，会不会被称为精神分裂呢？
毛泽东在他的事业中奉行非改良主义，但毛却要求其国家进行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他永不会将他的软底鞋拍在桌上以引人注目，如赫鲁晓夫以苏联皮靴在联合国大会上击台一样，但他当然不会完全不露锋芒以影响其他实力人物。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最低限度也会反映国人及外界的舆论。
毛泽东的能力在于能分析与他同时期人的普遍经验——而不只是他本人的经验——加上对自己总结这些经验的正确性具有信心，这是他和那些后来成为他的追随者的爱国分子的分界。
毛泽东的立场既非中立，亦非被动，他更绝未有赞成侵占外国的纪录。他的概念认为革命战争主要是抵抗侵略的行动。当人民受到武装的压迫者征服时，他们自然会以暴力反抗。在以“斗争”的方式“解放”了中国之后，毛将世界看成为两个阵营，但他认为在更多斗争之后，公平和真理将会取最后的胜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阶级战争的烽火继续到处燃烧；他们以帝国主义战争来威吓人类，而此种战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将它防备于无形或击溃之——毛这样看。由于他生活于饱受外来侵略与不停的内战蹂躏的土地，况且他本人更是反革命暴力的准受害者，生活的经历使他合理地认为所有革命的行动都是“和平的冲锋号”。
“战争——”他在日本侵华时写道，“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他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几个年代以来，西方在亚洲所占的优势并没有带来和平，而只是侵略。毛泽东为他的国人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证明，直到中国学会有效地运用现代化武器之后，西方才开始尊敬她，“害怕”她。所以，中国不可能会首先放下枪杆子。
对那些预料中国会发动侵略战争征服别国，以致自取灭亡的西方观察家，毛泽东将他们喻之为伪君子或傻瓜。“不久之后，”他说道，“这些先生们要打开地图看看。那时，他们将会注意到中国并没有侵占任何的西方领土。也没有用军事基地去包围西方国家，而且事实刚好相反。”
对一个真心实意相信革命是“和平的冲锋号”的人来说——这个人还真正看到革命给中国带来内部和平——他对战争及其动机这个问题的看法，肯定会不同于那些相信反革命是“和平的冲锋号”者。不论毛泽东的政策在这个无限复杂的世界上取得哪些实效，在我心目中，我绝不怀疑他是希望避免战争而恐其不能者。毛的神智清醒得很哩！任何曾和他作过几小时会谈的人都可以看出：毛，这个年迈的战士，深知自己不可能长生不死，并且将来便要弃下这座未完的大厦而去，而他只是这座大厦奠下了基石而已。他以为这个创举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他相信它会永存于世界上。即使没有核子战争的灾祸，这件艰巨的工作也需要多年才能完成。五十年吗？一百年吗？他问道：在一个国家生命里——特别是在中国的生命里，这又算得什么呢？
事实表明，毛泽东比现世中任何一国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国家，但他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上。先进的国家近两百年来的锐变，这种改革中国今天才开始进行。同样地，那些肚满肠肥的美国议员始终不能理解，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那些饱受饥饿的一无所有的大多数人，决不能等足200年才让他们的孩子得到饱食和教育。
那末，毛泽东是一个盲目的、机械的教条主义者吗？“教条比牛粪更没用，”他说。他强调从特别和具体的情况中进行具体分析的重要性。毛在《矛盾论》一书中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在西方评论家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坚持着极端教条的地位，更无其他逻辑可动它分毫。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一旦党的路线决定之后，全部党员都要一致服从，故此表面上看起来就像缺乏个人思想与志愿。但路线却是要跟随着新旧情况，不停审核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子说明在很多的问题上，策略、或至战略都有改变或取消的可能——时常伴随而来的是“整党运动”和清除一些不能跟上形势的“反党”分子。毛泽东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要转化的。虽然在修改观点以适应较小的改变时，他们行动得比那些缺乏基础的，偏重临时利益与实效主义者的政客较慢，他们却可以进行突然的、戏剧性的政治改动。他们可能完全摒弃一条已废掉的路线，使一部分为着本身利益而不了解其暂时性质的党外同情者处于无限的尴尬中。然而，对那些经验丰富的党员来说，接受一条新路线——可能会与旧路线对立的——完全不是一回怎么样的大事，他们对党的忠诚使他们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树立起这条新路线，和执行旧路线时一样热情和服从。
在过去几年中，基于世界形势的转变，世界共产党人曾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这个题目进行了新的估价——这是列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被指责为落后的教条主义者。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中国累积的经验给予他的观点逻辑性的支持，这是那些居住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
外国批评家谴责毛泽东对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受涂炭的核子战争无动于衷。据说
毛认为他的“蓝蚁”(指穿上蓝色工作服的中国人)足可应付战争的消耗。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在毛的政权领导下，他们实施了大规模有系统的努力去保存和延长人民的生命，并且教育人民为有建设性的工作而努力奋斗。
个别的人说毛泽东顽固、急躁、利己和残暴。但是说这般话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是那一小撮所谓“自由世界”里的“自由人”。外国人称毛的虚荣心较诸斯大林更重。但让我们重视历史，当赫鲁晓夫为取悦斯大林而为他跳舞的时候(根据他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找寻新河流为他的领导人命名的时候，毛泽东却主持制定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禁止以他及其他领袖的名字去命名省份，大城市以至小镇，并且禁止为他的生日搞庆祝活动。
“没有人能不犯错误地进行统治，”圣西门说，遑论那些为争取时间而斗争的人们了。在革命斗争里，杀人的数量是和反革命的强度成正比的，在中国来说，那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蒋介石当权的22年中，无数的革命者和同情革命的人被屠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时杀害了五分之四的共产党员。在同一意义上说，毛泽东对反革命镇压却不会比蒋来得缓和。在革命中，毛准许对首恶者执行必要的处决。虽然如此，从他反复地劝戒人们要经公平审判才开杀戒，以及经常强调“杀人越少越好”的指示看来，他绝对不是一个虐待狂或嗜杀狂的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5年前在他和暴动农民相遇时，毛泽东就发觉这一点：“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形象，绝对不是一个刽子手。他不但是一个党的领袖，而且更是一个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桂冠诗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领导，以及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在“百花齐放”时期，显示了毛是有敌人的，但他是惟一敢将报刊及论坛公开给民众反映意见的共产党领袖。
人们对毛泽东这种英雄的崇拜表达了一种民族自尊感，就像英国人当年将维多利亚女王奉为偶像一样，那时不列颠帝国主宰着整个白人世界。在中国，没有一个公共建筑物，公社，工厂，妇女宿舍落成而不竖立起毛庄严的塑像或半身石膏像。在接待室中，这类塑像与绿色的台布和茶杯碟一样，是不可缺少之物。在四川，我甚至看到一个用漆皮制成的巨型的毛的全身像，髹上赤铜色，由于全身的重量实在很轻，在需要时，连一个女学生也可轻易地将它移至另一处。
毛泽东是他自己的政策最佳的宣传员，因为他实行了“以身作则”。看看这段寓意深长的文章：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已了解那些将会使他夺得权力的明显的却被人遗忘了的事实：(一)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贫苦的文盲；(二)中国最大的创造力的泉源埋藏于这个大多数中；(三)能成功地赢取了它的信心并且能有效地组织它的人，将取得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四)在这股强大的劳动力量中，蕴藏着使中国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所必需的“资本”。
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相反，毛泽东不但没有将他们国家这个巨大、无知识与及繁殖迅速的人口看成是一种负担，反而把他们这种“经济贫穷”和“文化空白”的情况看成是中国最大的资产。他说，由于人民是这样极度贫困，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坏的情况了；故此，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能为他们作出最轻微的改善，便可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赢得他们的忠心。由于他们如此“文化空白”，他们就像一张新净的纸一样。任何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作出努力的人，将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鲜明、清新和历久不灭的印象。
“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毛时常说，“是未受过教育的。”他和从前的中国领袖(孙中山可以说是惟一的例外)主要区分于：他并不是单纯为了取得权力，所以才去利用农民阶级，然后把他们扔于污泥之中。这位曾任教师的领导人提出，要结束在农民生活中因无知识及无意志而引起的悲剧和愚昧，给予农民高等教育，并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提供了途径。
先说服农民坚持斗争，取得耕者有其田的成果，然后再将这种认识进一步转化为积极参加主宰他们命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这是毛及其追随者认为最不可轻视的工作，其结果现在则受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