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深入敌占区，吸收敌军无暇顾及之衣村百姓，发展实力，骚扰驻城敌军
结果：抗战胜利，共军由数万发展为九十一万，另有民兵二百馀万，自卫军一千万
看官，要谈毛泽东兵法，是时时要谈民兵的。毛泽东经常都鼓吹发展民兵。那么抗日战争期间，民兵有何作为呢？
在抗日时期，共区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五十万，实力已非寻常。
民兵日常的战斗生活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放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侦探一直派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民兵担任前哨作战或配合作战，使正规军队的威力充分地发挥起来。
当时有所谓“麻雀战”。这是值得一提的。
敌寇“扫荡”、清乡都是数干数百大规模出动，如果用劣势的力量与敌人死拚硬打，是不能取胜的。民兵用分散游击，袭扰的办法，把队伍分散开来，三五成群，灵活机动，聚散自如，飘忽不定，像麻雀满天飞那样，对付大批的敌人。
分散的民兵，随时随地骚扰敌军，没有任何限制，小股兵力又能够速战、速决、速撤。对大股的敌人，可以击头、骚身、扰尾，使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敌人遭受了民兵的扰乱截击，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合击地点。待敌人精疲力竭实行撤退的时候，各村联防的民兵就漫山遍野地袭击敌人。
在敌军残酷“扫荡”时，为对付敌人的掠夺和“三光”政策，民兵带领百姓进行空室清野，把粮食、物资隐藏起来。一有敌情，民兵掩护百姓转移，和敌人转山头。一九四二年日寇“扫荡”太岳区时，沁源县（敌人称为“山地剿共实验区”）方圆数十里之内，除了房屋、土地之外，敌人一无所见，连水都喝不到，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抗战时得到创造性运用。民兵把日常用的壶、碗、缸、锅等稍加改装，塞入炸药，就分别制成了木头雷、石雷、磁雷，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这些土制的地雷原料来源广泛，制造方法简单易学，妇孺皆能学会。地雷的使用不受地形的限制，易于埋藏，非常适合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战争。
根据地雷埋设地点的不同，百姓形象地把挂在门框上的雷叫“抬头见喜雷”，吊在井里的称“蜻蜒点水雷”，把互相连接起来的雷叫“遍地开花雷”，把小雷大雷套埋的称“子母雷”。此外还有什么“飞雷”、“拉火雷”、“定时雷”、“跳雷”等等。凡是敌人可能骚扰经过的地方，民兵都摆下了地雷阵，使敌人防不胜防。
埋地雷时较为讲究。埋雷后要用鸡爪、驴蹄等精心伪装，迷惑敌人。有时还把标语插在地雷区内，激怒敌人，诱其触雷。
地雷战的运用，往往炸得敌人人车翻滚、落花流水。使敌人胆颤心惊，行动困难。
日寇实行“蚕食”政策，主要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把根据地封锁割裂开来，然后进行“清剿”和“扫荡”。因此破坏交通，毁灭碉堡，拆平沟墙，就是民兵的重要工作。
对敌人的交通战，一方面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交通。最具特色的成就，是民兵创造了地道战。
华北的平原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便利；但缺乏隐蔽、转移的天然屏障，不利于开展游击战。民兵从挖藏身窑、濠沟受到启发，开掘了可以在地下行动自如的地道。地道在村、区、县之间都连接起来，甚至几百里之内，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形成了一种地下交通网。后来地道又与房屋等地面建筑相结合，形成立体作战阵地。地道的出口可以设在炕上、灶内、井中，也可以设在马槽里，房顶上。巧妙的地道出口能够及时顺利地隐蔽转移，又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民兵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敌人又攻无目标、战无对阵，晕头转向。
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华军在敌人碉堡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
抗战进行到一九三九年秋，似乎是捷报频传，但是，毛泽东头脑相当冷静，分析战局权衡利弊。那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延安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个记者。他指出抗战已届相持阶段，“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毛泽东所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
毛泽东又弹老调：“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
新阶段仍以游击战为主。但游击战有许多新方式，一如上述。
众所周知，毛泽东有“十六字诀”，其中最重要的是“敌进我退”四字。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提出过截然相反的方针——
“敌进我进”。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毛泽东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之敌后前进。八路军奉命组织武装工作队，越过敌人的封锁，深入到敌占区去。
武装工作队不只是八路军，它是军队、政府、人民的一元化的组织，也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在敌占区，它神出鬼没地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各种活动。打碎敌伪统治机构，使敌人抓丁、抢粮、“开发”、奴役等计划归于失败。
武装工作队在敌人的“心脏”里，出没无常，人民随时可以找到它，敌人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