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的《毛泽东传》被视为毛泽东复兴大潮中涌现出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在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首发并译成其他6种语言出版后的8年里，中国的出版业就没涉及过毛泽东。当1981年一个中国出版业代表团来到纽约时我的出版商把这本书给他们看，这些中国代表们小心冀翼地翻着，就好像在那和华见证会上捧着一瓶威士忌一样。但是到了7年后的1988年，一家出版社发现人们对毛泽东的兴趣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们甘愿枪先出版一个中译本且几乎未经删节。

　　就在1989年春政治风波日益高涨的时候，我在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接待来访的译者刘路新。他带来一本我的《毛泽东传》和一则关于这本一个月以前才发行的书销量超过5000册的新闻。

　　关于这本书的书评、研究它在势头渐强的“毛泽东热”中的角色的文章在整个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191为什么这些现在时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的平民如此渴望阅读有关毛泽东本人的东西?此前毛泽东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信仰，但是人们新的兴趣点在于他这个人以及他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一切。中文版《毛泽东传》的读者们告诉刘路新和我，他们兴奋地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以前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性格及他和上上下下的人们的关系等方面的东西。

　　在1989年年初，人们通过把毛泽东的儿子和当时共产党某负责人的儿子相比来扦击时政，前者在朝鲜战争“前线”栖牲，而贪婪的后者则靠卖彩色电视机大获其利。poi一个在合资企业工作的计算机专家对我说了一句影射到毛泽东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控制局面，我们也需要从权力的幕后走出来面对人民的领袖。”

　　1989年之后，不仅历史和文学领域对毛泽东的兴趣持续不衰，一年之内民间的“毛泽东热”也出现了。，大街上和商店里又出现了毛泽东的照片和画像。他在流行艺术中重新现身。对毛泽东普遍的兴趣是当时知识界为数极少的得以延续的事情之一。

　　中文版《毛泽东传》捷报频传。在全中国发表的对这本书的评论有如潮涌，各地关于这本书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一个来自长江流域的干部在给出版者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写这本书的话，结果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对毛泽东有太多的热情，要么是过分攻击他。但是我为作者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和独到的观点，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作出的结论感到惊讶。”一个来自安徽的百万富翁看完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我挣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怀念毛泽东。”一个曾经是天津的某工厂管理者的人感激地说:“读了您的《毛泽东传》后，我决定放弃我的令人羡慕的、地位很高的职位，我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我变成了一个企业家。”这些评价共同认为这本外国人写的书对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的和人性化的，而这是中国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中一直以来所缺少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评论员说:“我们领导人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本外国著作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促进”;“我所希望的是现在能有中国作家会写毛泽东”。

　　这本书并非没有招致批评，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相对坦率的评论、赞扬和这本书巨大的销量。本书第一版的出版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警告对这本书进行盗版的不法分子们停止其行为，同时向读者承诺他们正在着手出版的修仃版不久即将上市。最后，到1998年年初的时候，这本书在中国卖了120多万册，高出该出版社近年以来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的销量。

　　在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北京青年报》在100个人当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关于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的来源。令人吃惊的是，提及最多的一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是高校学生和其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最为推崇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这家报纸报道说，“读者们觉得特里尔的书‘准确’、‘引人注目’并且‘最为出色”-9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是前所未有的、令人难忘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各个省份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如潮水一般，在顶峰时仅仅1993年就有100多种。被迷信化的毛泽东

　　通过他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毛泽东带走了中国的过去。有人充满钦佩地总结说:“他是破坏之王:挥舞着铁铲即刻埋葬了旧中国。这样的文化破坏也使得毛泽东自己的统治丧失了能够被理解的背景—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下去。无法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中找到其定位，毛泽东被拔高到迷信的领域;要么是神要么是魔鬼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个人。

　　“毛泽东热”作为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信仰在1990年的南中国渐成气候。毛泽东的像章和照片或被戴着或悬挂在商店或者家里的墙上作为吉祥的象征。在1989年，印刷了370000帧毛泽东标准画像以供公开出售，第二年这一数目上升至230万，在1991年则达到了5000万。在私营商店可以见到夜光的毛泽东半身像和每滴答一下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卫兵就挥一下手的闹钟。甚至出现了毛泽东的寺庙。

　　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说这样一个故事:1990年在广东发生了一次8辆汽车相撞的事故，8个司机中7个人受伤了，只有在档风玻璃上贴了毛泽东像的那个司机安然无恙。整个90年代在汽车的方向盘或窗户上悬挂、粘贴毛泽东像作为护身符的普遍习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民间把毛泽东演绎成了一个能够带来吉祥的神，书籍里所展现的毛泽东则又是另一番景况。二者的中间地带被流行音乐占领了，毛泽东的话和形象被编了进去。在90年代初，卡拉OK俱乐部里挤满了享受毛泽东颂歌乐趣的年轻人。有一盘名叫《红太阳》(“文化大革命”时时毛泽东的称呼)的流行音乐磁带，它的歌词是根据毛泽东的口号和理想编写的。这盘磁带在1991-1992年间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卖了600万盘。时于许多人来说这种音乐适合他们想远离公众生活的心情;他们能忽略毛泽东主义的歌词而单单是欣赏音乐的节奏。这一盘磁带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官司多了起来，兜售关于毛泽东生活的同一奇闻的作者们之间也是如此。

　　这种新的毛泽东主义几乎无法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主义相比。它太愉快、太商业化、大麻木了，不能让任何人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那狂热的岁月。上海《解放日报》一个大胆的专栏作家在1992年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看法。他说毛泽东题材的通俗音乐和艺术表明了一个国家“正在变得足够成熟来嘲笑它所忍受的可笑和荒谬的过去”洲。在流行音乐里唱出毛泽东的话、在毛泽东的画像下做生意，是在多年的健忘后重新获得精神的一种方式。回忆那个已经永远去了的和日常生活有着莫大关系的人，“毛泽东热”就好像一场被施延了很久的葬礼仪式。但他的形象不会离开任何一个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的意识。

　　新毛泽东主义的一些方面让人们回想起把黄帝作为永不可及的至圣的悠久中国传统，也让人回想起另一种信仰:中国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有朝一日这样的时代会重新来临。当1991年长江流域洪灾时，农民们紧紧地抓住毛泽东的纪念物件祈求佑护，就像中国信佛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紧紧地抓住观音的画像或塑像以求平安发财一样。在中国大众信仰的折中主义传统里，毛泽东被披上了信仰的华丽服饰。像到西安以北黄帝陵的朝圣者们一样，大批的人们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在我们“毛泽东研究代表团”访问的那一年(1980)，只有21万人参观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村，而1992年有120万人去了韶山，在1986年到1998年之间总共1400万人踏上了韶山之旅。

　　毛泽东身后的境遇完全是他的家长制作风的结果。“毛泽东热”的高涨是因为几十年的专权统治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变成了权力崇拜者。我在排队等候瞻仰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时认识了一位年轻军人，他对我说“我当然崇拜他，他是我们的领袖，”虽然毛泽东有着皇帝般的行径，但还是深孚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