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有争吵，张玉凤总是毛泽东的长期助手。她来中南海的那一年之前，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是毛的主要政治心腹(毛远新与江青也很密切)。在毛泽东的庭院衰落过程中，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失去了作为毛泽东与超越中南海的政治势力的纽带作用。
政治局的成员们发现，1975年至1976年他们对任何事都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尤其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神人。所以毛泽东仍在台上，制定着他的路线，而其他资深的同事们像不负任何责任的听差守候在他左右。
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在6月份宣布:“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党中央决定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过了这么久，中国官方才最终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作出解释。这一信息很清楚:毛泽东生命垂危。数年来，中国人只能见到他同外宾在一起的照片，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本人的形象，更不要说知道毛泽东的运动神经元病与心脏疾病了。根据近几周来毛泽东同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费力而又短暂的会见，可知这个决定做得太迟，也很微妙，它肯定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决定的全部内容。
极左分子似乎也反对这一做法。对上海的激进分子，对江青以及与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泽东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政治局剩下来的务实派倒是欢迎这一做法，不过他们的力量太弱，还无力促成这一结果。
华国锋无疑是领路人。这位腼腆的新任总理紧跟着毛泽东，他指导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冒毛泽东发怒之险。他不属极左派，所以他要作最后努力，紧紧依靠毛泽东从而为江青小宗派遮丑。
毛泽东本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或是他本人制定了这一方案呀我们不得而知。
毛泽东开始受制于他的奉承者，他已病人膏育，又不存在一个可继承他的权力而又受到一致拥戴的继承者。不过，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辞职。
亲信、枪杆子、个人效忠及血缘关系开始比宪法或任何规章都更能起作用。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都竞相捕捉毛泽东那里传出的信息或文件，许多权力都转入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贴身警卫官汪东兴手中。汪东兴手下有一支精锐的8341警卫部队，他还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瞧不起江青，他的警卫部队在做反对江青的工作。虽然不像“左”派势力那么深广，但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绝没有放弃行动。在“左”派这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成了联络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任何政治批评及媒体的任何批评他都随时报告。
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毛远新来告诉他的伯父，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贴了一张扰乱人心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太高。“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无论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大字报一事的动机如何，据说毛泽东作了明确果断的表态:“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有了一条新的毛泽东语录，其模糊性说明一个严重问题，即生命垂危的圣人仍在当权，却又无法管理。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借孔夫子之言所说的话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与其侄子的谈话—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还在同情邓小平，而是说极左派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或是捏造这种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
在政治局激烈的争辩中，毛泽东的名字被搬来搬去，即使毛泽东本人出席会议也是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道，中国进口全套的工厂设备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国锋壮着胆子说:488“所有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嚷道:“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
在多次这样的争吵过程中，毛泽东明显地默默坐着(或躺着)，时而轻叩着手。那个晚上，他写下一条重要格言，然后找这方或那方的主要人物到他那里，以显示自己倾向于哪一边。
毛泽东接着对坐在他卧室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一个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意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事们宽厚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
最终华国锋好不容易开口说:“没有。”
毛泽东点破了华国锋的搪塞:“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死神对1976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似乎清明节的政治地震闹得不够，仲夏时节，一场真正惊人的大地震把唐山市连根拔起了，死亡近25万人，而这时朱德刚逝世不久。
毛泽东感觉到了唐山地震，其剧烈足以震动了他的床，使人情绪不稳甚至害怕。他的总部不得不转移到防地震的建筑202号，不过仍在中南海内。
如果这场悲剧没给他一种预感那才怪呢。乡土中国历来迷信自然现象是政治事件的预兆。农民们认为，一场剧烈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所授予的统治权的结束。毛泽东的思想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他肯定也联想到同样的事情。
国中谣言四起，大部分谣言都说毛泽东快要死了，而且官方新闻机构也承认对这种谣言现象无能为力。
地震前，乌龟变得烦躁不安，熊猫则抱头嘶叫，老虎和耗牛在感觉到预震时都趴在地上—动物感觉到了自然的反常。
地震后谣言纷至沓来，银行被抢，交往中的无礼行为更加频繁，工人不负任何职责—人们感觉到了政治的地震。
自从1949年以来，无论形势多么危急，毛泽东的在场始终是权威的最终源泉与平息动荡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代正在结束。它隐隐呈现出的非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中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在一次关于战争的谈话中说:“负担太重时，死亡是一种解脱。到8月下旬，毛泽东的负担太重了。9月2日，他第三次病危，昏迷不醒。
各派挥笔去发挥那些偶像化的乏味词句的时机到了。华国锋该制订继承大业的计划，江青该忙着谋划自己的对策了。
他真的还活着吗?在临时的防地震建筑202号，躺在那里的毛泽东似乎是虚幻的。对政治局的所有派系来说，毛泽东已被毛泽东主义所代替，现实中的82岁的毛泽东被循环生成一打“毛泽东们”。这适应了循环者们的需要。
江青及其同伙对毛泽东之后时代的到来缺乏自信，虽然这伙人试图从毛泽东哆嗦的嘴中挤出一句什么临终指示，但毛泽东只能在另一方谈论政治了。
外电总是说，毛泽东的逝世会带来不稳定。然而，毛泽东的在世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不知毛泽东的死期这一事实则是最后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这个遭受近20年磨难的国家来说，毛泽东的逝世将带来返璞归真意义上的稳定。
在毛泽东的总部，摆满了医疗设备，两名政治局委员日夜值班。他们值班是出于责任但没有权力。“四人帮”中最年轻的成员王洪文，为了减轻压力总是看香港电影或溜出去到西苑军用机场的野外打兔子。
北京晚秋一个和煦的下午，3点30分，收音机预告半小时后将有重大新闻。在北京市市中心工作的一些人猜测着新闻的内容，因为他们上午看到川流不息的小轿车进出中南海。
“毛主席逝世了。”
9月的凌晨，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仅仅16个小时后，政府就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这一消息。按北京的标准，可谓闪电般的速度。
普通百姓有的在哭泣，更多的人则惊心不已。
在现时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要长，几亿中国人想象不出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降半旗志哀，毛主席像章几年后又一次佩戴在某迪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买来《人民日报》以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平日从不劳神去读它上面空洞乏味的文章。这次，这份报纸在北京的发行量增加了9倍。
不过，首都北京的气氛(甚至这个国家其他的一些地方)显得很平静，没有出现像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笼罩着一种不安的瘫痪气氛，也没有自发的群众“事件”，人们照常工作，照常生活。
死亡，对中国人来讲是超脱不了的自然规律。很少有人装模作样让人感到毛泽东的死足以使他们流泪。“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布的讣告充满感情，“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他……”
这位农民领袖曾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脱离出来，并使中国震撼西方，现在则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哀悼活动宣布持续一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没有任何体育和娱乐活动，毛泽东的遗体停放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列队经过灵枢，“致以最后的敬意”。
这起码是新华社首次报道的消息。然而在稿子被广为播发和翻译之前，还是有一处小小的改动，“最后”被删掉了，变成人们前来“致以敬意”。
这一改动表明，毛泽东的遗体—更不用说是他的思想遗产—成了形势严峻的政治局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1956年，毛泽东曾在倡议书上签过字，同意死后遗体火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追悼大会。
“我死后，”他在另一场合则说，“把我送回湖南湘潭。”后来有几次，他曾去过八宝山公墓为他和江青选择了一块墓地。他不止一次带着江青去看过这块886号墓地。
1976年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看来，把江青与毛泽东一起殡葬的计划是不能容忍的。多数人认为最为妥善的解决是像周恩来生前处理他自己的遗体所指示的那样，将毛泽东火化并把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大地”。
但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几小时内，政治局决定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医生怀疑这一计划是否能够实现。他们听说，在莫斯科，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已腐烂只得代用蜡制品，斯大林的胡子也掉了。再者，将22公升甲醛注人毛泽东的体内，这只能作为临时性手段。中国古代的方法证明是不适用的，因为皇帝的遗体是深深地葬在地下而绝不会暴露在氧气中。而毛泽东的遗体将这样处置(供中国的群众瞻仰)。
派人到河内去研究胡志明遗体的处理方法，但越南人闭口不言，或唠叨着胡志明遗体的事，甚至说在7年内也会腐烂。医生决定采用注甲醛的方法，第一步是摘除心、肺、胃、肾、肠、肝、膀胧、胰腺、胆囊和脾，接下来是在毛泽东的颈部插上管子以能注人足量的甲醛到没有内脏的体腔内。作为预备，工艺美术研究所受命用蜡制造毛泽东遗体的复制品，复制品制得毫发无差。
30万人列队经过水晶棺“瞻仰”遗容。外交官瞻仰的时间作了专门安排，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识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单独列为一队。在中央委员们送的花圈中，其中有一个花圈的挽联这般写道:“深切哀悼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江青…。
123个外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其中多是些无感情的平淡颂词。
在50年代和60年代低毁毛泽东的政府越厉害的，在1976年对他的颂词也越多。毛泽东一定会笑慰在这种矛盾之中。
在纽约，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在莫斯科，《消息报》只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发了一则报道。在香港，股票市场混乱。在台湾，则举行庆祝活动。
旅居多伦多的张国煮讲了一句伤心的话:“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请这位80岁的倦怠老者就其昔日对手之死作一番评论时，他毫无怨恨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在毛泽东的哀悼周的最后一天上午，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开追悼会。下午3点，全中国停工3分钟，整整9亿人(不怀疑有少数人例外)默哀。中国所有的火车、工厂、轮船都为这特殊的3分钟鸣笛。
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这种不成体统的安排与追悼会不太相称。华国锋致悼词，他以故作老练的口吻赞颂毛泽东的伟大，批判邓小平的罪行。
孙中山的遗婿站在华国锋身边，华国锋空谈什么党内的“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1671a
大会结束时，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全中国在看电视或听广播的人—向天安门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三鞠躬。随后，一支500人的乐队高奏起“东方红”，该歌曲的最后一句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
下午4时，人群散去。自行车又像往常一样潮水般通过天安门，追悼会后，人们乘坐的小轿车、面包车从大会留下的废纸屑上碾过，渐渐地远去。毛泽东时代结束了，邓小平的时代即将诞生。
1946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人民救星”金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