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批评28个布尔什维克时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种形中原文有误。实情是，红军初创时期，为一件会事，毛泽东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想动手打已是红军干部的弟弟泽民。尔后，毛泽东一直为此深感内疚，并多次以此例说明共产党人要讲民主，而不要讲“家法”。

　　—译注第二十一章强弩之末(1976)481式主义的束缚。”它真的发生了。这种极端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泽东。

　　漆有红黑两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矶机场成了一道奇观，它是来迎接理查德?尼克松的，这是他离开白宫后第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

　　中国政府派专机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国来访者是没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雾气之中，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机场。新上任的代总理华国锋微笑着站在柏油道上。

　　毛泽东和尼克松觉得他们像是一对老朋友，不过风光不再。

　　他们会晤了100分钟。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边听着“解放台湾”的歌曲，在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应有尽有的阶级斗争展览面前，尼克松露齿一笑，这是一部反映从原始人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阶级斗争血泪史。邀请名声不佳的尼克松再次来访是毛泽东的主意，看来是这位老人在事实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错误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而不是对毛泽东—尼克松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欢迎程度好像是在宴会闻到泄漏出的汽油气味。恰好在三天之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了初选，福特受到里根的挑战。白宫仍难忍受那令人记忆犹新的福特对尼克松的“特赦”。

　　事后才知，甚至中国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请尼克松访华可能会产生误解。但中方对美国国情的不了解使得这些建议被拒绝。

　　毛泽东很想见尼克松。他在1974年下半年就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尼克松，并且他还向三位后来的客人重复过这些口信。毛泽东认为中国外交部对此也许赞同，也许无可奈何。

　　毛泽东从不深究其他国家民主政治中细枝末节的变化。对82岁的毛泽东来说，象征便是现实，过去的回忆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在他心目中，中国仍是个强大的王国，自成世界。

　　毛泽东并没有像某些美国人猜的那样是要为尼克松“恢复名誉”。与这种猜测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简单得多，他的立场是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欣赏尼克松在美中关系上的突破，为什么不该给他荣誉呢?’他对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当福特对中国和苏联都无动于衷时，中国又有什么失落的呢?

　　毛泽东决不会理解在水门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观点。“水门事件的处理太出格了。”他对泰国克立总理抱怨说。他又对蓬皮杜说:“我们不能理解对这种事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他确实不明白:在他看来如此小的一个麻烦竟能把尼克松总统赶下台。

　　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他也不愿看到因美国内部换马所造成的后果。

　　“言论过分自由。”这是毛泽东对水门丑闻原因的诊断。毛泽东说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反问道:“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大多喜欢摆弄录音机嘛。”他对克立先生也断言:“我看尼克松下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请写信告诉尼克松，就说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当地对克立总理这样说，有些令人吃惊。毛泽东对尼克松下台的评价中有一种同情、困惑及中国人深深的民族优越感。

　　在邀请尼克松来中国这件事上，毛泽东试图鞭策福特比为难他的成分要大些。毛泽东对美国的初选知之甚微;并且尼克松成行的最终决定是在圣克利门蒂而不是北京。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更重大的问题:中国究竟应该重申同美国的关系，还是让这种关系衰退，并进而同苏联谋求缓和?

　　当千百万中国人民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时，这并非意味着批评福特，而是进一步确认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

　　尼克松对美苏缓和表示怀疑，这一点满足了毛泽东。他在一次宴会的致辞中说，他认为“仅靠签署一份原则性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确保和平的想法是“天真的”。这种对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赫尔辛基会议的明显批评，对毛泽东来说像音乐一般中听，但对福特来说未必中听。

　　美国问题也是与邓小平的问题紧密联系的，这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而去年发生的两段莫名其妙的插曲现已明朗化了。

　　尼克松受到了与两个月前来访的福特一样的首脑级待遇。他与华国锋谈了6小时，在全世界仅能从零星的信息中了解这个人时，他却成了研究这个人心理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还是第一位被允许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的外宾。

　　材邓小平似乎与尼克松在进出于横跨太平洋的旋转门时闹别扭，尼克松(1972年)“进来”时，邓小平刚好“出去”;而邓小平(1973-1975年)“进来”时，尼克松又“出去”了;现在，尼克松赶来“进去”时，邓小平又“出去”了。*可以肯定，邓刁、平对1976年的毛泽东来说是可疑分子。毛泽东从一个令人失望的同事身上发现不恰当地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是一个错误。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是毛泽东与党的首脑人物之间发生的一次大的冲突。

　　福特访华前不久，受人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突然被公开指责为有害的书，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旨在宣传“投降派”。他指出，《水浒传》中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不能称为英雄。这一反他向来所持的观点。刚他在发这些批评性的唠叨时，张玉凤和讲师卢荻在场。张玉凤要卢荻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当作最高政策。北京开始传出小道消息，邓小平(也许还有他的某些军界朋友)将要“投降”莫斯科，就像宋江假装抵抗而最后“投降”皇帝一样。

　　邓小平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报之以嘲笑，对有关评《水浒传》的问题，他轻蔑地说:“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

　　第二段插曲确是不同寻常。21个月前，中国在西北部扣留了一架苏联直升机上的全体成员，并一直被北京称为“间谍”。然而，恰好在福特慢吞吞地回到家时，他们又突然被宣告无罪。中国政府说他们不是间谍，还给他们举行大型宴会，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他们送回莫斯科。

　　由一再宣称这些闯人者为间谍，到宣告他们无罪，北京以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对待一场间谍指控案，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史无前例的。当毛泽东和福特的高级会谈失败时，中国政府是否会改变对苏联的观点呢?

　　似乎可以肯定，在福特的黯淡之行后，毛泽东并不赞成宣布苏联的机组成员无罪。这件事只有可能是邓小平，这位毛泽东当时的主管大员授权向莫斯科作出姿态。

　　最终，尼克松之行并不像美国报纸讲的那样损害了美中关系，但也不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使中美关系得到较大促进(中国公众的心态除外)。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尼克松就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作展望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词句。尼克松和毛泽东彼此的印象很深，他们似乎是在攀登个人的高峰，而未给外部世界带来什么变化。

　　对尼克松来说，这次访问只是对1972年的那次作一了一个怀旧的注脚。对毛泽东来说，尼克松之行不仅在于怀旧，而且也是他用力掷向政治局战场的一颗手榴弹。

　　《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公开指责(“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之后仅仅一周，毛泽东就听说了半英里以外的天安门广场发生平静而紧张的示威的消息。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去世亲友的节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出现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许多人都来观看这一壮观场面，这似乎无可非议。

　　但气氛很紧张。有些诗远不止是纪念周恩来，它们猛烈抨击那些自周恩来去世后三个月以来猖撅异常的极左派。对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的赞美就是给江青刮耳光。有人还提到一些怪物，如用“妖魔”一词来戏弄姚文元。其寓言极微妙，但带有爆炸性。

　　人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人”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是暗藏的第三个主题。有篇文章说:“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秦始皇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不同于腐朽的孔子，他是一位常被赞扬的典型人物。在这朝气蓬勃的示威中，蕴藏着对毛泽东的家长制的不满。有一首诗以挑战甚至是警告的口吻写道:“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这已经不只是在纪念令人敬爱的周恩来了。这种巧妙做法，以其强劲之力把一部分民意吹人了毛泽东宫廷政治的灰暗大厅中。纪念碑前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有可能是对数月来极左派中伤邓小平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最有力回击。

　　来自广场的消息刚刚传出，他的侄儿毛远新就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它们像一挂燃着的鞭炮，一个接一个地炸响了。北京当局把花圈从纪念碑前搬走了，这一举动把一场平静的悼念活动激化为骚乱，骚乱持续了14个小时，至少牵涉了10万人。人们乱成一片，车辆被烧，近百人受伤。有个年轻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无疑是极左派的追随者，做了一个简短演讲，他硬说周恩来曾经数次犯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他话没讲完就被一群愤怒的群众抓住捆起来，在纪念碑台阶上被推上推下，直到他头破血流。

　　政治局慌忙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正式选举华国锋为总理，兼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一个新职务)，这样，华国锋继承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所有这些都由毛泽东一手造成。

　　邓小平未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靠接班人，这是由于邓小平的强硬作风，不合时宜的、务实主义的厄运所致。并无证据表明邓小平是骚乱的幕后策划者，北京市长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他是不会下令将花圈撤去的。这样，骚乱肯定也不会发生。

　　据说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邓小平的决定，这难以令人置信。难道军界元老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小平也投票开除自己吗?“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官方对邓小平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小平没有全力反击毛泽东—他正在寻求他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说:“如果他们说你复辟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

　　4月下旬，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到中南海，他遇见的场面令人尴尬。毛泽东几乎无力移动他放在安乐椅靠背上的头，费了好大劲他才气喘吁吁地吐出几个字。

　　“我明白，”马尔登震惊地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有时毛泽东伸出他衰老但光滑的手在便笺上涂写几个字。对任何熟悉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笔迹的人来说，这些字都能够认清。然而，现在这些字的意思往往含糊不清。

　　与马尔登谈了10分钟后，毛泽东在准备上床休息前，在便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但这是要华国锋办什么事呢?是下周召开养猪会议?还是保护马尔登安抵新西兰?抑或是反邓小平战役?或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晚上，毛泽东又写了一句话:“照过去方针办。”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说按过去一般的常规办，还是按他近期想好的某道谕令办?

　　5月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毛泽东度过了难挨的几分钟。

　　这次会见与毛泽东上次接见外宾的情况相比，李光耀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莫名其妙，要先由王海容译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有时王海容还要记下来，回过头与毛泽东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