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土改，这个词使有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则欣喜若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到每一个村落。这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2000年前没有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泽东30年前所参加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可以奴役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像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贫农的“清查运动”神圣而严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奋。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富人复仇一事对一位美国作家说道:“你想要一个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铁棍放在炉火里烧。”“可是女人很顽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

　　毛泽东从未亲自参加这种手交手的阶级报复。他年轻时在农村的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

　　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生活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两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为什么杜鲁门要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拖拉机是个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己的军队吗?”

　　毛泽东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2000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人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漱溟的无用。

　　“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么热心地想帮助农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资，就要自愿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洁难，不得不走下讲台。

　　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4]他要梁漱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5」。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C6]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烦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像J"S。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7〕然而毛泽东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