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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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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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拙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瑞士传教士被捕后，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但是在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④)。
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看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也才只有26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简装轻兵，昼伏夜行，这样部队的行踪就不会轻易暴露。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一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象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典型的毛主义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非常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象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弄一头牛。”⑤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好象已经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二十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他们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开始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开始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全部情报，也搞到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例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夜，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土话，甚至肆无忌惮地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土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还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已进入城里，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当天晚上，毛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这十二天，毛在遍是园林宫殿的优美城市里，睡着柔软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了出来，红军现在已作好了进川的准备。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辫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⑥。”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重新获得的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支持毛——
*毛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对博古和布劳恩持批评态度——接过了这个职务。毛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来和布劳恩(校注：毛只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进入全权指挥军事的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