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1年，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国内，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际，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社会主义的苏联岌岌可危……
面对这剧烈动荡的国内国际局势，新疆督办盛世才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即刻发生了急剧变化。
1939年9月，中共代表邓发离任前在与接任者陈潭秋交谈时，曾这样评价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他还在党内对同志们说过：“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评价，真可谓入木三分。
盛世才提出所谓“六大政策”，实行亲苏亲共，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容不得任何有碍于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事情发生。1938年9月新疆召开“三全”大会期间，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在会上向到会代表散发了一本抗战歌集，歌集的扉页上印有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印在最后边，大发雷霆，以“擅自印发抗战歌曲”为借口，给林基路记大过一次。1939年2月，高登榜等20余人从延安来到新疆，盛世才在宴请这些人时，威胁说：“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不能把延安的办法用在新疆。新疆的六大政策是以新哲学和马列主义为基础，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如有人把延安那一套搬到新疆来，那我就请示毛主席把他撤换。”他安排在共产党员身边的特务，时时都在监视着共产党员的行动。
正因我们党看清了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所以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十分注意策略和工作的方式方法。所有从延安派到新疆的人员，一律用化名，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党员要过组织生活，但都秘密进行。盛世才不让宣传马列主义，只允许宣传他的“六大政策”，共产党员们就以马列主义精神去宣传“六大政策”。甚至有时借用几句吹捧盛世才的话，来达到宣传我党政策的目的。共产党员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违法乱纪……
尽管盛世才有那么多特务，却很难抓到共产党员的什么把柄。然而，盛世才历来狡诈多疑，心狠手辣。他排除异己惯用的手法，就是凭空炮制所谓的“某某阴谋暴动案”，给政敌罗织罪名，加以剪除。比如，1933年6月26日他制造了所谓“陈中、陶明樾叛乱案”；同年10月，又以阴谋手段除去了曾支持他上台的东北义勇军首领，最后连新疆省主席刘文龙也被他除去；1937年8月间，又以“阴谋暴动案”为由，除去新疆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等数百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这个政治流氓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加快了他的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
秋天，他将反共矛头直指毛泽民，诬称毛泽民在水磨沟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阴谋活动”。
水磨沟是迪化城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当时迪化城供应的面粉全靠这个地方的水磨碾磨，所以称“水磨沟”。大约是九、十月间，毛泽民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经盛世才批准，来到水磨沟的萧曹亭养病，顺便调查了解水磨业务开展情况。
养病期间的一天，刚从哈密出差回来的老战友郑亦胜得知消息，拎着一些哈密的红鳝鱼前来探望。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天，财政厅的4位科长也前来探望老上级。毛泽民热情地留客人们吃晚饭，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晚才散去。不料这件事被盛世才的特务知道了，向盛世才作了报告。盛世才不分青红皂白，便诬称毛泽民等人在水磨沟召开什么“秘密会议”。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亲下手谕，要毛泽民立即离开水磨沟返回城内，另觅地方养病。
这只是盛世才反共阴谋的开端。
1942年1月底，盛世才突然决定组织一个有30多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宣称要审判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还要复审“阿山案件”，并特意请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审判委员会。
所谓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都是盛世才一手炮制的假案。
杜重远，爱国民主人士，原任《新生周刊》主编。盛世才为标榜自己进步，1937年9月邀请杜重远入疆，任新疆学院院长。杜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入疆后多次在集会演讲和刊物撰文中抨击时政，宣传抗日，引起盛世才不满。1939年10月，盛世才下令解除杜的院长职务，将其软禁在家。4个月后，又炮制了一个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诬指杜重远是受汪精卫指使到新疆，策应日寇侵华战争，企图在新疆建立傀儡政权，将杜重远和新疆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及省城一大批进步人士近千人，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来，盛又假惺惺以宴请为名，诱使杜重远吃下一个注射了毒药的苹果，使其中毒身亡。盛世才派人将杜的尸体偷偷埋葬于荒野。
陈培生，原名刘进中，是从莫斯科来新疆工作的。他到迪化后，哈密边务主任向他推荐一名进步青年叫孟宪曾。他遂将孟推荐给盛世才任新绥汽车公司情报员。盛世才当时没有同意，并将孟逮捕，予以严刑逼供，要孟承认是陈培生的学生，是陈将其发展为秘密组织成员充作间谍，还要证明陈培生组织了马克思研究小组进行反政府阴谋活动。这样就给陈培生扣上了托匪、反政府和反苏罪名。其实，这都是假的。
所谓“阿山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件又叫“布哈提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些旧沙俄的官僚老财带着财产跑到国外，其中有些人也到了新疆，人称“白俄”。有些“白俄”后来被盛世才安排了重要职务，一个叫“布哈提”的白俄就被安排做了阿勒泰地区专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布哈提为配合苏联国内反动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乘机唆使富蕴县的县长叛乱，把在富蕴县工作的7名苏联专家抓起来，五花大绑地推上干柴堆，活活地烧死了。苏联政府外交部对这次反革命事件提出抗议，新疆各阶层人士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布哈提一伙。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无法推托，只得逮捕布哈提等11名为首者，将他们押到迪化公开审判。审讯中，布哈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是，盛世才为达到反苏目的，却故意将“布哈提叛乱事件”亦即“阿山事件”，说成是受苏联总领事指使策划的，将罪名推到了苏联身上。
盛世才这次组织所谓“审判委员会”审理这几个案件，并要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中共人员卷入反苏活动之中，为其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提供口实。王宝乾是联共（布）党员，当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办事处处长，也是由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
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王宝乾等，都很清楚盛世才组织这次“审判”的险恶用心。事前，他们研究了对策，决定在审判时尽量少发言，以防被盛世才钻空子；同时，要特别注意被审人的口供，掌握证据，以便必要时揭穿盛世才的阴谋；特别是要注意审判结论，不要签字；如果一定要在审判书上签字，就必需附加意见，说明自己的立场。
然而，狡猾的盛世才知道自己的阴谋经不住法律的检验，对几个案子的审判都不作结论，也不允许审判委员会成员在审判书中附加什么意见，只允许在被审人最后的口供上签字。毛泽民和王宝乾把自己要附加的意见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了盛世才。
盛世才见到毛泽民，气急败坏的指责毛泽民不忠于政府，追查是谁在幕后指使？毛泽民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盛世才怀恨在心，要对中共人员公开下毒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