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化滞留期间，邓发向毛泽民详细介绍了新疆的财政状况。毛泽民听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一片混乱”。
新疆的财政状况，确实混乱到了极点。首先是货币混乱。新疆境内流通的货币中，既有省银票，还有清代铜板、洪宪银元，南疆喀什地区还发行了“喀票”。各种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兑换比率，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十分不便。其次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连年战乱不已，加上没有什么财政收支计划，盛世才上台后财政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好靠多发纸币来维持开支，印钞机日夜不停的飞转，钞票发得越来越多，导致货币严重贬值，物价以惊人的速度暴涨。机关、单位发薪金时要赶着马车到省府去拉钞票，人们上街买一袋子大米也要提半袋子钞票才能买到。人民苦不堪言。为维持局面，盛世才不得不举借2000余万元外债。再就是新疆的财政金融人才奇缺。省财政厅虽有200来号人，但老、弱、病居多，干不了什么事情。全省也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税务系统，财政机构极不健全。
毛泽民走马上任之后，通过周密的调查，发现自己面临的确实是一副财政混乱，经济崩溃的烂摊子。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共产党人的性格。毛泽民与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一样，以向困难挑战，战胜困难为乐事，他面对现实，又想起了当年在瑞金白手起家办银行、整顿金融、整顿财政、发展经济的往事。经与同事们反复商量并多次与盛世才交谈，毛泽民根据自己在苏区理财的经验，凭着一颗对新疆人民的赤诚之心和智慧，以卓越的胆识和气魄，对新疆混乱的财政状况，狠命地猛砍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整顿健全财政机构，培养充实财经人才。
毛泽民将省财政厅原有200人的编制，压缩为100人，将办事机构精简为二室四科：秘书室、视察室和会计科、税务科、官产科、审计科；对不能干事的老、弱、病人员作了妥善安置，而对少数只拿薪金吃空额者，坚决予以裁汰。这样，省厅的机构，人员少了，工作效率却比以前大大提高。
他根据新疆的地理和行政区划情况，迅速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哈密等地区设立了财政局，地区所属各县也设立了财政局；同时还在各县建立了税务局。地县财政局、税务局都属省财政厅统一领导。他还对省、地、县三级银行进行了整顿，依照中央苏区时的做法，在银行里建立了金库。这样全疆就有了一个统一健全的财政管理网络，为以后全疆财政的健康运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毛泽民的第二板斧：改革币制，统一货币。
总结以前在中央苏区时领导财政工作的实战经验，毛泽民深深地懂得：币制混乱，必然导致财政经济混乱；要迅速控制当前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促进经济的发展，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新疆原来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统一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
为取得盛世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毛泽民先后与他商谈过七八次，反复向他说明改革币制、统一货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盛世才原先还从苏联聘请了一名财政顾问。这位顾问先生不察新疆的实情，反对进行币制改革，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毛泽民以充足的理由，对顾问进行说服。最后，他的设想终于得到了盛世才和苏联顾问的支持。
发行新币的条件日趋成熟。1939年2月1日，背面印有毛泽民亲笔签名的新币正式发行。新币面值有十元、五元、三元、一元、五角、三角、二角、一角、五分、三分计10种。新币统一由省商业银行发行，总发行量计划为2000万元。新币发行后，根据新疆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民与理事们共同商定了各种旧币兑换新币的比例，规定旧银票每4000两兑换新币1元，喀什票160两兑换新币1元，各种铜板和洪宪银元禁止流通；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也不准在市面流通。
维护新疆币制的统一，并不是没有斗争。蒋介石就企图加以破坏，那时，新疆伊犁有个航空学校学员中有一批是从内地派来的。他们大多是富家子弟，从内地带来了大量法币，套购物资，扰乱市场，引起物价波动。毛泽民发现这一情况后，严令法币不得在市面流通，但允许法币在银行兑换成新疆纸币。
这无异在国民党中央政府脸上拍了一记耳光。蒋介石大为恼火，来电质问：法币乃“国币”，新疆乃中国之一部分，为何在新疆不用法币？责令法币在新疆恢复流通。
毛泽民知道国民党中央政府滥发纸币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允许法币冲击新疆金融秩序，但又不能公开拒绝。怎么办？思来想去，他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回电，电文称：
“第一，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维族人不识汉字，且法币式样多，票面金额不等，上又无维文，使用起来少数民族有困难。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伪造的法币已运入新疆，通行法币，维族人民分不清真假，将导致严重后果。
第三，如更换法币为流通币，是否在法币上附加维文？
第四，通行的新疆币并不影响交易，凡由内地运来的法币，均可如数在新疆内兑换使用，国币仍为国币，新疆币仍为新疆币，二者并不矛盾。”
这份回电，真是一颗不软不硬的钉子。蒋介石接电后看了又看，嘴里“娘希匹”地骂个不停，可就是没有对付的办法。因为他知道回电中所列各项理由都是事实，而要在法币上附上维文则根本办不到。没办法，他只好同意在哈密设立兑换处，按新疆商业银行提出的比价，将法币兑换成新疆纸币。
对这次斗争的胜利，新疆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称赞只有周厅长才能做得到，就连盛世才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蒋介石的质问电是发给盛督办的，盛督办害怕得罪蒋介石，只好将这件棘手事交给周厅长办理。他没想到财政厅长竟办得如此漂亮。当然，盛世才不准流通法币，是从他个人搞军阀割据的利益出发的，与毛泽民是两码事。
毛泽民整顿新疆财政的第三板斧，是整顿财经纪律，建立严格的收支预决算制度。
盛世才上台后，新疆的财政无论是收还是支出，根本就没有什么预、决算制度。盛世才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没有钱了就加印钞票。毛泽民摸清情况后，提出“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开源节流，保证支出，量入为出，争取收支平衡”的财政工作方针，盛世才觉得这个方针对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利，也就同意了。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民主持制定了新疆第2期三年建设计划，据此又制定出了全省财政年度收支计划，编制了预算决算表。规定所有纳入预算收入的款项，都必须如数上交财政；而凡未列为预算支出的项目，财政一分钱也不给。在编制支出预算时，他对军费和公安费两项开支卡得很紧，其中公安费（实质为盛世才的特务费）几乎比原来削减了近一半，而对于教育费，却由原来的4.5%调整到11.5%，增加了1倍多。
执行预算制度，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过去，盛世才将全省的财政收入视为家私，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现在要受到这么严格的约束，自然心存不满。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不得不装出“开明”的样子，暂时忍气吞声。
盛世才有个岳父，叫邱宗浚，原来是省民政厅厅长。他的家住在迪化市郊的明园，是一幢圈有围墙的小别墅。邱宗浚对这个处所很是满意，只是缺个后花园，感到美中不足。他找来军事工程处的处长王齐勋，面授机宜。
一天， 王齐勋拿着一卷图纸找到毛泽民，要求财政厅拨款修建迪市三公园。
修建公园，为民造福，这是好事，毛泽民理应支持。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按规定，凡预算外支出都须经财经委员会讨论批准，毛泽民答应前往实地先勘察一下再说。谁知一勘察就露出了马脚。原来，修建“三公园”是幌子，实际是为盛世才岳父修建后花园！
毛泽民笑笑对王齐勋说：“这个地方修一个私人花园倒还可以。谁爱修就自己掏钱算了！”
邱宗浚碰了钉子仍不罢休，又叫王齐勋起草了一个方案，提出将和田街所有的空地丈量卖给老百姓，所得收入用来在明园建造一幢花园别墅。邱宗浚让王齐勋将这个报告送给了盛世才。
盛世才当然会批准同意。不料毛泽民也针锋相对地呈送了一个关于市政建设的报告，对王齐勋的报告予以否定，并明确指出：迪市市政建设必须统一规划；出卖地皮所得收入必须纳入财政收入预算，由财经委员会统一安排使用。
毛泽民的报告条条在理，盛世才也无可奈何，只好照批。邱宗浚的私欲又没得到满足，气得他暴跳如雷。
还有什么办法能增加财政收入呢？毛泽民通过调查，了解到有些单位设有小金库，一些本该上交财政的款项被截留在小金库里，供非法开支使用。这个漏洞可不小。比如治安、司法机关的赃物变卖款、军事机关粮物服处出售马尾等物的款子，数额就不少。可是这些款项，过去谁也别想收到财政来。毛泽民下决心捅这个马蜂窝，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 他决定召开政府部门财经会议，专门讲座开源节流问题，要求治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按时到会。会上，他先说明了当前的财经形势，要求各部门都必须大力增产节约，并宣布事先拟定的各部门增产节约指标。轮到公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三个部门时，到会的这三个部门的代表都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与他们无关。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没有什么增产节约的门路。
毛泽民开会的目的，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小金库，哪会轻易放过他们！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吧。据我们所知，你们司法机关有一笔赃物变卖款；治安机关也有一笔违章罚没款。至于粮服处嘛，你们那里有2万头运输骆驼，每年可产驼毛5万斤，军马剪下的马鬃、马尾就有5千多斤。仅这两项的价值，就比我们提出的增产节约指标多得多。”
停了停，毛泽民又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心中没有底，我们财政厅可以派人帮助查一查，算一算！”
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人员听了，禁不住发出会心的笑声。是啊，这三个部门是地头蛇，平时作威作福，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他们有小金库，都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无人敢提罢了。现在周厅长当着众人的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不高兴？
司法、治安和粮服处参加会议的代表，知道周厅长已经摸着了自己的底细，一时也不敢整账，连忙表示不必麻烦财政厅，回去以后马上清理账目，如数上交。事后都说：“周厅长好厉害！”
毛泽民狠命的“三板斧”，“砍”出了新疆财政经济的新局面，原来一片混乱的财经秩序，被治理得井然有序。
另外毛泽民还非常重视人才。1938年5月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收到了毛泽民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4月18日写的，实际上是毛泽民就新疆的财经状况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整顿新疆财经工作计划给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信的末尾，毛泽民请求：“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金矿、银砂、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
毛泽民在信中点名要的3个人，都是苏区时期党培养的财经人才。赖祖烈是福建永定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闽西工农银行营业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赣南军区供给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被分配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毛泽民与他是老战友了。半年前，毛泽民从上海返回西安时曾与他巧遇，合影留念，还委托他代为安置自己在湖南韶山的女儿远志去延安。郑亦胜也是福建人，当年在瑞金时是红军大学供给班的20名学员之一，曾经听过毛泽民讲课，1932年4月还跟着毛泽民到漳州前线筹款。他一向视毛泽民为自己的老师。毛泽民也十分喜爱这个得意的“学生”。高登榜，就是那位在延安任国民经济部工矿科的科长。
毛泽东看完弟弟的来信，甚为满意。他知道弟弟肩上担子的沉重和对人才的渴望。便提笔批示：“请陈云同志替办，财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毛泽民的请求。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他很快选调了一批干部入疆工作，包括毛泽民点名要的3人在内。他们临离开延安之前，陈云接见他们，对郑亦胜说：“你的老师在新疆等你，你去找他就行了。”
1939年2月，这些人到达新疆后，都分别在省、地、县财政部门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同年5月中旬，中央又派出由彭加伦和陈坦带队的25名青年共产党员入疆，大多分在教育战线工作，其中有女青年朱旦华。
毛泽民到新疆不到两年时间，财政收支平衡，所欠外债也基本还清。全疆的物价平衡，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等行各业，都开始显出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