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博古等看来，既然大哥毛泽东和小弟毛泽覃都是“右倾保守”，难道毛泽民就没有受到影响？于是他们便把“左”视目光盯住了毛泽民。同时也盯着他所领导的国家银行。
且说挤兑风潮发生后，博古他们像捞到稻草一般，不调查不了解发生挤兑风潮的主观和客观原因，硬是指责财政部的政策是向“印钞机瞄准”，说什么国家滥发票子。后来，票子发行稍稍扣紧，影响前方需要时，他们又批评说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开怕飞”。最终，他们先撤了邓子恢的财政部长职务，让他改任财政部副部长。正当他们要收拾毛泽民的时候，恰好中共中央局批准新设立闽赣省。负责筹建闽赣省的邵式平，到瑞金来要干部，点名要毛泽民前去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财政部长。博古等人顺水推舟，将毛泽民派到了闽赣省。不过，他所任的国家银行行长一职倒还保留着，国家银行的日常工作，由代行长李六如负责。搬掉了绊脚石，博古等人便放手大印钞票。
中央印刷厂的印钞机在加速运转。
1932年纸币发行量只有65万多元；1933年，纸币发行总量猛增到300万元。
1933年初冬，毛泽民从闽赣省回到国家银行工作。国家银行已于半年前随临时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的新屋村。
纸币在不停地印刷发行，物价在不停地上涨，币值一跌再跌。
毛泽民当过几年的印刷厂老板，要说印钞票，他不是外行。他知道一台印刷机一天能印刷出多少钞票。可他现在是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知道钞票印得越多，银行在老百姓中的信誉就越低，对苏维埃政权的损害就越大。然而，他却没有权力去下令印钞机不再高速运转……
他找到大哥毛泽东，诉说内心的忧虑。
毛泽东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后，就被完全排挤出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只好回到瑞金，负责政府工作，集中精力领导经济文化建设。他跟自己忠厚的弟弟一样，坚决反对滥印钞票。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新建的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果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工作的着重地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须的。”
在“左”倾的统治下，毛泽东和毛泽民的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33年9月底，一向主观主义瞎指挥的洋顾问李德，又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对洋顾问言听计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命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他们要印钞机再次加速运转。
毛泽民和毛泽东都反对这样做。他们主张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加速发展苏区工农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支援红军战争。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博古、李德反唇相讥：发行公债和印钞票不都一样？多发些票子解燃眉之急，有什么要紧？
印钞机仍在高速运转。1934年仅半年多时间，纸币发行量高达800多万元。
物价腾飞，币值急剧下跌。红军向老乡买猪，一头猪给纸币三四十元。老乡说：“同志，不要钱了，这头猪送给你吧！”
靠多发钞票，怎么能抵挡得住敌人进攻？！
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边的广昌县城和南边的筠门岭，相继失守，北大门和南大门洞开。
瑞金已能隐隐听到隆隆的炮声。
博古、李德等不得不决定：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退出中央苏区，突围转移。
1934年8月底的一天，骄阳似火，酷暑难熬。毛泽民汗流浃背地来到云石山顶的“云山古寺”，来找大哥毛泽东。由于敌机狂轰滥炸，为安全起见，中央党政军各机关已于7月间离开沙洲坝等地，西移40里，搬到云石山地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机关，住在山顶上的“云山古寺”。毛泽民和国家银行住在附近的丰垅村。
毛泽民请示大哥：“秘密金库怎么处理？”
“秘密金库”自1932年夏建立后，一直没有挪动过，里面的金银财宝也一直没有动用过。毛泽民还不知道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只知道广昌失守后石城形势已很危急，彭德怀正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在高虎脑一带激战，拼死挡住向石城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他认为“秘密金库”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必须紧急搬迁，最好是转移到兴国去。
“兴国也是靠不住的，国民党5个师正在向老营盘进攻，我看，还是发给各军团保管吧。你们银行也要掌握一部分。”
毛泽东是知道红军主力要突围转移的。他早就两次提出过意见，主张红军主力从苏区突围，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打运动战，只是博古、李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次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具体安排，他也不清楚，因为他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所以，他最后对毛泽民说：“秘密金库如何处理，你还是去问问博古他们吧。”毛泽东知道，主力红军突围转移，一路上的经费开支就靠“秘密金库”了。
十几天后，毛泽东到于都去了，一去就是半个多月，还在于都大病一场。
瑞金方面，已开始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一片忙乱景象。
毛泽民和钱希钧被通知参加突围转移。国家银行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银行工作人员毛泽民、钱希钧、曹菊如、莫均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和一位总务科长、一名饲养员，共14人，都编在这个大队。“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财宝取出来了，刚刚印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钞票以及印钞票的机器一起，打点成六七十副挑子，配备了100多名运输员。原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副行长李六如夫妇被留下打游击。
这是一个肩负特别重任的长征大队，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中央军委特给他们配备了1个警卫连。
突围出发之前，毛泽民和钱希钧来到瑞金塔下寺贺子珍父母家中，想见见大哥、大嫂和弟弟、弟媳。
尽管近些年三兄弟和三妯娌都在中央苏区工作，但真正团聚的时间很少。要突围转移了，也不知突围到哪里去。大哥刚刚被批准突围，才从于都赶回来，正忙于处理中央政府那一摊子的善后。大嫂贺子珍被编在中央纵队的休养连随军行动。弟弟泽覃和弟媳贺怡，双双被决定留在苏区打游击，很快就要天各一方，以后互相间能不能再见面也很难说。毛泽民深深眷恋着手足之情。
谁知大哥和弟弟都没有到岳父母家来，倒是贺子珍和贺怡到父母这儿来了。她们是来商量怎么安置小毛的。
小毛又叫毛毛，是个男孩儿。毛泽东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毛岸红，是贺子珍1932年冬在长汀“福音医院”生下的，现在已经两周岁了。
贺子珍要随军突围，按规定不能带孩子。贺怡说，毛毛留给她和泽覃照顾，他们会想办法将孩子安置好的。姐妹俩的母亲温图秀，知道两女儿还都怀着孩子，深深地为她们担心。
毛毛此刻正趴在桌子上啃鸡腿。贺怡特意叫妈妈杀了一只鸡，原想毛氏三兄弟前来聚聚，可现在只有泽民和希钧来了。
毛泽民俯身抱起毛毛。毛毛挺乖，欢快地连声喊：“叔叔好！婶婶好！”
毛泽民连连亲着毛毛的小脸蛋。他对大哥的孩子特别疼爱。此刻，他不禁想到了自己在上海亲手安置的岸英、岸青、岸龙三个侄儿，想到了大嫂贺子珍托自己帮助寻找寄养在龙岩城的小侄女儿……
毛泽民也有自己的孩子。早年在韶山时，他与结发妻子王淑兰生有一子一女。子名远益，后夭亡；女名远志，1922年5月出生，算来已有11岁了。毛泽民离开湖南到上海后，就与妻女失去联系。他一直想念着淑兰母女。后来，由于白区工作的需要，他和希钧结合了。婚后他们还没生孩子，但希钧爱泽民，也关心泽民的孩子，是个贤妻良母。后来，他们还收养过别人的孩子。这使泽民欣慰。现在，他要随军远征，离开根据地，离开侄儿，更不知何时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禁不住潸然泪下。
钱希钧留给小毛毛一件夹衣、一包糖，送给贺父贺母各一块布料，嘱咐他们多保重。
毛泽民对贺怡说：“泽覃回来了，叫他立即来找我。你们一大家子人留下，钱肯定不够用。我和希钧还剩余点伙食尾子，你们拿去。”
说完，他招呼钱希钧转身走了。
秋风乍起，落叶飘飘。10月10日傍晚，毛泽民率领十五大队，与中央纵队一起，离开瑞金云石山，向于都集合。10月16日晚，在苍茫夜色中，他们渡过于都河，用扁担挑着一个国家银行，跟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艰难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