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说罗明，白天要接受中级干部的批斗，晚上要接受一般干部的批斗，会议一连开了好几天。有一天晚上，在一个中央机关干部的批斗会上，一阵口号声过后，有个青年干部跳出来，提出要把罗明枪毙掉，幸亏中央局的杨尚昆上台讲了话，做了解释和制止，气氛才缓和下来，这个青年干部的意见才没有被采纳。
在中央局的压力下，福建省委于2月24日，在汀州召开临时代表会议，要求罗明在会上作检查，参加会议的人员对罗明进行了批判。但是会议并不成功，像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在发言中就认为，新泉就是在罗明传达了毛泽东对闽西工作的指示后，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这才将进犯敌人打退，根据地才得以保存。上杭、永定等县的代表也都表示毛泽东提出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与上杭、永定的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开展游击战争，打了好多胜仗。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但是临时中央代表对这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动则扣以“腐朽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等大帽子，并进行批判和打击。由于会议上杨文仲表示支持罗明的正确意见，中央局代表宣布撤销他的县委书记职务。在会议上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也因支持罗明的意见，遭到了打击。省工委常委刘晓也由于反对“罗明路线”不力，被扣上“腐朽的自由主义”。大会后，罗明撤职后送进中央党校，继续接受批判，一个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在福建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3年，苏区中央局代表在检查江西省南部苏区县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的做法与罗明是一致的，认为他们所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的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于是一场反对“福建罗明路线”的错误运动在江西展开起来。
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是指对抵制“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继续进行错误的打击运动。实际上邓、毛、谢、古是江西苏区党内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四中全会后就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抵制了王明“左”倾错误。
且说这“四大金刚”之首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毛泽覃被排为第二名，他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1929年先后担任中共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另外还有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同志和江西省苏维埃党团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古柏同志。
4月18日，在中央局《斗争》第八期发表了张闻天的文章《罗明路线在江西》，指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严肃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区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工作的指导的政治错误”。“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将扩展到江西全境。
“左”倾领导者责成“江西的罗明”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识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
5月5日，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批判和斗争，要求他们“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揭发反党小组织活动。”并撤销了他们的工作职务，将他们调往基层担任巡视员，并将这一斗争在江西全面展开。全省各县相继召开类似的“反罗明路线”为中心的党代表大会，批判斗争了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
毛泽覃、贺怡婚后，心心相印，互敬互爱，相处如宾。1932年8月，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开始批斗时是可以回家的。随着斗争的深入，毛泽覃被撤了职，成了敌我矛盾，问题就严重起来。
由于毛泽覃的问题，贺怡也成了反动分子的家属，也成了斗争的对象。一天，“洋房子先生”找她谈话：
“我们同江西罗明的斗争，已成了我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你是共产党员，要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才是你的明智选择。”
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毛泽覃没有什么问题。包括罗明都是好同志，他们坚持的是一条实事求是的路，不合你们的口胃。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党”罪行，只晓得他是我们党的好同志！”
“你要这样说，我就撤你的职！”“洋房子先生们”跳起脚来。
贺怡也针锋相对：“权在你们手里，你就看着办吧！”
这次谈话真正惹恼了“洋房子先生”，第二天组织便有了新的命令，贺怡的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任职被撤销。第三天，又有一纸命令把她送进了中央党校学习改造。
那是一个朔风劲吹的日子，天空飘浮着点点雪花，贺怡的孩子已经一岁零两个月，多少已懂点事，知道妈妈要走，紧紧地依偎在贺怡的怀里。姥姥、姥爷看了眼里直流泪。
姥姥走来接过宝宝，“我不要姥姥！我不要姥姥！”
姥爷给贺怡使了个眼色，贺怡含着泪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
1933年10月，贺怡只身来到党校。说是党校，实则监禁。党校男同志较多，女同志较少，少到只有贺怡一人。贺怡自然是一个人一个房，地上铺些稻草，便是床铺。这时她已怀孕三个月，白天遭批判，夜间写检讨，没有星期天，使她心力交瘁。此时她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丈夫毛泽覃的情况不明。又怕他想不开撒手黄泉。贺怡的精神承担着极大的压力。直到她将要分娩时，“洋房子先生”才施点“慈悲”，让她离开党校。结论是开除党籍，以观后效。
副校长董必武知道了，认为这种做法不妥，给压下了。许多人碍于董老的情面，也不再提此事。
贺怡分娩后不满月，再次遭到批斗，因而她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在挨斗期间，她断不了的常去姐姐贺子珍那里坐坐，寻找一些安慰。那时，毛泽东的日子也不好过，见到贺怡过来，问了一些情况：“今天又批斗没有？”
贺怡道：“批斗了。我心里有气，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一上午隔着窗子瞅树枝，把他们气坏了。说我有后台，非打掉我这个高干亲戚的傲慢性不可！”
子珍赞道：“二妹还真行！”
毛泽东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越这样搞越不得民心。你们要经得起委屈，谁让你们是毛泽东的亲戚呢？”
贺怡坚强地点点头。
这时，贺子珍又专门交待贺怡说：“泽覃那里多去看看，也代姐姐、姐夫给他问好。”
贺怡道：“我懂。其实他们男的还更脆弱。”
从姐姐那里回来，她便秉着姐姐的旨意，来看丈夫。孩子是父母心中的希望，贺怡知道做爸爸的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她避过耳目，偷偷地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丈夫凝视妻子产后苍白的面孔和孩子因营养缺乏而消瘦的身子，心里直流泪说：“让你们娘俩受苦了！”
贺怡道：“他爸，给孩子起个名吧？”
“大哥喝墨水多，让他起吧，好在他现在也没事。”
贺怡点点头：“我前些天到姐夫那里去一趟，姐姐和姐夫还代问好你呢。告诉你要经得起委屈！”
毛泽覃说：“是啊。比起烈士来，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如果你再去大哥那里，也代我问他们好。也要经得起挫折！”
贺怡道：“好的。”
毛泽覃又问：“你的党籍没开除吧？”
“要不是董老讲情，我早就完蛋了。”身心受到这样的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向毛泽覃倾诉自己所受的打击和内心的委屈：“凭什么开除我的党籍，就因为我是毛泽覃的老婆！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覃一面安慰，一面劝导，说：“革命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身处逆境更要坚强些，要荣辱不惊，经受得住一切打击。”
贺怡默默点头，觉得毛泽覃说得对。
一场扩大化的罗明路线的批判，不但失去了人心，也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从而失掉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场批判不得不草草收场。峰回路转。1934年春，贺怡不计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瑞金夏肖区区委书记。这时，毛泽覃被解除职务，被派往偏远地区协助基层工作，两人见面机会甚少。不久，中央被迫做出决定：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长征。中央决定毛泽覃、贺怡夫妇留下赣南坚持游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