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的住所。
灯火通明。
永新的党员在前委“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下，连夜召开了会议，讨论永新的形势和回永新后工作的重点和任务。主持会议的是刘真，贺敏学、王怀、刘作述、贺子珍等23人参加了会议。
对于前委“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振奋，很受鼓舞。特别是前委又抽调了一批军队优秀干部一同前往永新，帮助工作，收复永新，这是对他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
大伙正热烈讨论的时候，前委的通信兵跑了过来，让召集人刘真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
刘真站起身对大家道：“大家继续讨论吧，我去去就来。”
攀龙书院是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的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这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普通砖房。为了上下楼梯光线明亮，在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图案，八角楼因此而得名。
贺敏学的住地离此不远。在八角楼里，刘真找到毛泽东：“毛委员，是你找我”。
毛泽东正伏在桌上看文件，抬起头来：“是啊，我要找你。”
“什么事呢？”
“刘真，我想挖你一块肉！”毛泽东站起身来说。
刘真也早知道了前委要贺子珍当秘书一事，没想到这么急，不情愿地回答：“这岂止是挖肉！这叫抽骨头啊！”因为子珍在永新有声望，工作好开展。再说妇女工作半边天，永新实在离不开子珍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这个问题，刘真还一直没找到合适人选啊！
“抽骨头也得抽！”毛泽东已经下定了决心。
“说实在的，我也有难题，我就这么一个能干的妇女干部。”刘真显得十分不乐意。
“一个不对吧？还有子珍的妹妹贺怡呢？她不是永新县的妇女部副部长吗？”毛泽东也认真起来。
刘真道：“贺怡已经失散，我们正设法找到她。既然前委要子珍，我们小家服从大家不行吗！”
“这就对了！”毛泽东道。
一阵唇枪舌剑，贺子珍就这样回到了毛泽东身边，任前委秘书。
在贺子珍最初任秘书的日子里，她成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活字典”。井冈山的敌情我情，特别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天时地利，都由贺子珍来给他一一介绍。同时他也经常把贺子珍带到身边，不懂就问。贺子珍也一一满足了他。
一个月后，贺子珍受前委的委托去永新的九陇山和南塘村了解根据地的建立情况。为了安全期间，毛泽东派了两个战士一同前往。
贺子珍从茅坪出发到茨坪，翻过一座山，来到九陇山区的万源山。
贺子珍的老家就在万源山的黄竹岭，于是她们便直奔黄竹岭而去。记得在童年时，她曾随同母亲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土地革命时，她同兄妹也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革命，建立农会政权，点燃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宣布这里是永新的“土匪窝”，血洗了这块红色的土地，许多亲友和同乡惨遭杀害。此时的贺子珍是多么想知道，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黄竹岭，是个什么样子啊！心急方恨脚步慢，她和战士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她们还没有走进村，便远远听到村中的敲锣打鼓声，一阵高来一阵低。
踩着鼓点，她们走进村子，贺子珍就看到，这个不足200人的小山庄，男女老少都已经组织起来。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手中都有红缨枪，加入儿童团，负责村子的站岗放哨；16岁到30岁的青年组成赤卫队；30岁以上的壮年组成暴动队。他们平时把枪支梭镖放在地头，各干各的庄稼活，有了敌情，哨声一响，马上投入战斗。妇女则组织了洗衣队，帮助赤卫队员、暴动队员洗衣服。在永新的共产党员重新回到这里进行战斗后，地主和民团武装纷纷逃跑了，万源山成了永新县的东南特区的大本营，特区的区党委就设在贺子珍家的祠堂里。
在贺氏祠堂里，区委的同志告诉她说：
“我们按照井冈山上对付敌人的‘十六字令’在这里打击敌人。要是小股的白狗子来，估计能打胜，就打它一仗，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如果来的敌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立即转移出村庄，不同敌人死拼硬打。刚来时，我们只有几条枪，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条了。”
另外，东南特区的同志还陪贺子珍到九陇山附近几个村落都看了看，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贺子珍很高兴：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都是因为有党、有毛委员的坚强领导啊！要巩固和发展大好的革命形势，仍需大家努力。
同时，她也得知自己的小妹贺仙圆在自己上井冈山后的第二天，被万恶的敌人抓捕后，断去手指、挖掉双眼给残酷地杀害了。贺子珍听后一阵头涨目眩，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怎么天真活泼的小妹一下子就不在了呢？她双目喷火，血债要用血来还！于是她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成一封长信，向毛泽东做了如实汇报。
再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的信，很是高兴，于是在一个傍晚，马蹄踏碎红霞时，毛泽东带着警卫班，也到九陇山来了。
贺子珍热烈地迎接了他：“接到了我的信吗？”
“不接到你的信，我怎能敢来呢。我这次来是检查这一带工作的，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当毛泽东看到这里的工作进展很快，也很高兴，夸奖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黄竹岭住下来，召开一个会，同东南特委的同志一道，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安排了今后的任务。
会议中间，一位中年汉子闯进来，说是要找毛委员。
贺子珍眼尖，一下就认出这个中年汉子是南塘村农会会长吴裕开，忙起身来和他打招呼：“啊，是吴会长！我们正在开会。”
贺子珍接着又向毛泽东介绍道：“他是南塘村大革命时的农会会长吴裕开。”
毛委员让他坐下，和蔼地问：“老表啊，找我有么子事？”
吴裕开说：“毛委员、贺部长，你们都在，听说工农革命军到了黄竹岭，我连夜赶来，贺部长晓得，南塘村离烟阁乡只有3华里路，县保安有一个分队驻扎在乡政府。我们按照县委布置，想在村里成立暴动队，可群众害怕保安团，不敢参加，暴动队如今还没成立。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毛委员派人去帮助才好。”
毛泽东问：“还有别的事吗？”
吴裕开回答：“没有了。”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这也是实情，敌人的‘三光’把老百姓搞怕了。有些工作需要借助外力，不然难以打开局面。但是派谁去呢？”
“毛委员，过去南塘村是我的联络点，帮助建立过农会，发展过党员，村里的情况我比大家都熟悉，派我去吧！”贺子珍很冷静地说。此时她心想，眼下人员不够手，自己也应该替毛委员操点心。
毛泽东打量一眼贺子珍，没想到一个手无束鸡之力的女孩子会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目下，他想得更多的是让一个姑娘深入白区执行任务，让他难以放心。但经过和贺子珍的接触，他已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对方性格中的两面性：温顺文静中带有一种女孩子中少有的倔犟和执拗。同时，他也认为贺子珍虽是女孩子，又不同于女孩子，过人的能力是有的。毛委员思忖良久，道：“好吧，你就去吧。不过要注意安全。我给你加强四个战士。”
晚稻已经熟了，田野一片金黄，塘中一片蛙鸣。
南塘村是一个秀丽的山村。因这里穷，人民要求革命的积极性特别高，群众基础特别好。这在永新县都是出了名的。
贺子珍一行五人到了南塘村，就秘密深入各家各户谈心，宣传革命真理，以及井冈山出现的新形势，和全国出现的新气象：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起来。南塘村群众的革命热情硬是像火一样被她们“煽动”起来了。
这一天下午，贺子珍同战士们正在一个老表家里碰头商议成立暴动队的事情，骤然间村中传来“砰！砰……”一阵激烈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放哨的儿童团员气喘吁吁地来报告说：“不好了，白狗子进村了！”
贺子珍忙站起身来，平静一下自己，神情自若地说：“大家快分散转移！”
说时迟那时快。四个战士拔出枪，上了膛，飞也似地冲了出去。
情急中，贺子珍把桌上的秘密材料统统塞进灶膛烧掉，等她要往外走时，敌人已经把房子包围了。贺子珍拔出手枪，顶上火，准备往外冲时，屋里的老表一把将她拉住，低声说：“走不得了，快藏起来！”
这时子弹如雨点般地从院外射了进来。
老表在贺子珍耳边交待了几句，遵命不如从命，贺子珍直奔里间的卧室。
卧室不大，只容下一张床大小，窗户小，光线暗；床上挂着一顶青黑色破旧的蚊帐，贺子珍跳上床，藏匿在蚊帐后面。老表吩咐媳妇往脸上抹一把灰，额上放条毛巾，装病躺在床上呻吟，自己抱着儿子坐在床边哭泣。
“咚咚咚———”
砸门声越来越响，门被砸开，白狗子‘哗’的一下子冲进来，领头的问：“看见了女土匪吗？”
“从来没有见过。”老表边哭边答。
“床上睡的是什么人？”
老表一听，更加号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讲：“我媳妇得了瘟病，没钱抓药，快要病死了，我的命好苦啊……”
“砰砰砰———”这时院外又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战士们并没有走远。听到这边院落的动静，鸣枪进行掩护。
听说是瘟病，谁也不敢近前。
敌军的一个小头目硬着头皮，走近床前一瞅，一个病女人，蓬头垢面的，完全不是他想像中的“女土匪”模样，口中骂骂咧咧：“晦气，晦气。”
出了屋外，又是一阵枪响。
“快撤！”小头目接着又发了话。
枪声加瘟病，闹得挺吓人的，谁也不愿久留，一个个惊惶失措，恨不得扎翅膀飞走。
这样，贺子珍就安全地脱险了。
事后，贺子珍把在南塘村脱险的事讲述给毛泽东听时，毛泽东哈哈大笑：“好险呀，这位老表立了功。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
贺子珍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定居上海，还念念不忘当年那位江西老表，想方设法地找到了这位老表，把他们全家接到上海家中数月。谈起当年在南塘村遇险、脱险的往事，贺子珍感激涕零，不胜言表。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