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关好并锁上了门，两个人一起走出会议室外窄长的阴凉，走进中午炫目的太阳底下。亚当闭上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口袋里拼命找了一阵子太阳镜。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冒牌雷朋太阳镜，脸被警帽宽宽的帽檐遮住。令人窒息的空气几乎肉眼可见。在亚当终于从公文包中找出太阳镜戴上时，他的胳膊和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汗水。他眯着眼睛做了个怪相，直到他能真看清了的时候才随着帕克沿砖路和牢房前烤焦了的草地向外走。

“萨姆好吗？”帕克问。他悠闲地把手插在兜里。

“我想还行。”

“你饿不饿？”

“不，”亚当看了一下表回答。几乎一点了。他拿不准帕克是不是想请他尝尝监狱的伙食或者什么别的，但他不想套近乎。

“可惜。今天是星期三，就是说吃萝卜缨和玉米饼。非常不错。”

“谢谢。”亚当确信在他的遗传基因中的某个地方一定潜伏着对萝卜缨和玉米饼的渴望。今天的食谱让他垂涎欲滴饥肠如鼓。可是他把自己看作是加利福尼亚人，长这么大他还从没见过萝卜缨。“也许下个星期，”他说，实在难以相信在死监里会被邀请进午餐。

他们站在双层门的第一道门前。当它开启时，帕克没有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

“明天。”

“那么快？”

“啊。我这一段会常来。”

“那么，认识你很高兴。”他咧开大嘴笑了笑，走了。

当亚当通过第二道门时那只红桶开始放下来。它停在离地面三英尺的地方，他在桶底稀里哗啦地找出了他的钥匙，一直没有抬头看警卫。

一辆带有监狱标志的白色面包车停在门外亚当的车旁等候。司机一侧的窗户摇下来，卢卡斯-曼探出头说：“你急着走吗？”

亚当又瞥了一眼他的表。“无所谓。”

“那好。上来，我需要和你谈谈。我们在附近转转。”

亚当并不想在附近转转，但他无论如何也是准备去一下曼的办公室的。他打开另一侧的车门把外衣和公文包扔在后座上。谢天谢地，车里的空调开到了最大。卢卡斯样子清凉，仍是衣着笔挺无懈可击，坐在方向盘的后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把车驶离严管区，朝着主干道开去。

“情况如何？”他问。亚当努力回忆萨姆对卢卡斯的描述。萨姆有些话影响了亚当对他的信任。

“我觉得还行，”他小心地选择含糊的措辞。

“你会代理他吗？”

“我想是的。他今晚要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见我。”

“没问题。但你明天要让他签字。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书面委托。”

“明天我会拿到的。我们去哪里？”他们出了监狱向左拐，经过最后一栋漂亮的有着树荫和花坛的白房子，现在他们穿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棉花和大豆田里。

“没有什么确定目标。只不过觉得你或许想看看我们的农场。我们有几件事要谈。”

“我在听。”

“第五巡回法院的决定今天上午广播了，我们已经接到至少三个记者的电话。他们闻到了血腥气，当然，他们想知道萨姆是不是已走到终点。我认识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以前行刑过程中和他们打过交道。有几个不错，但大多数叫人讨厌。反正，他们全都在打听萨姆的情况：他是否有律师？以及这个律师是否一直代理他到最后？你知道，诸如此类的废话。”

右边的田地里有一大群光膀子只穿着白色裤子的囚徒在干活，个个都是浑身大汗。他们前胸和后背流淌的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一个携带来复枪的警卫在马上监视着他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亚当问。

“为棉花剪枝打叶。”

“他们是必须参加吗？”

“不，全是自愿的。他们或者干这个或者整天呆在牢房里。”

“他们穿白色。萨姆穿红色。我在高速公路边看见的一群穿的是蓝色。”

“这是分类制度的一方面。白色意味着这些人危险小。”

“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什么都有。贩毒、杀人、惯犯，随你点。但是他们到这里之后表现较好，因此他们穿白色并且获准劳动。”

面包车在十字路口调头，眼前又出现了铁丝网和锋利的尖刺。左边是一片两层的现代化营房，从中央向四面八方延伸。如果不是带刺的铁丝网和岗楼，这些建筑可能被当作设计得很糟的大学宿舍。“这是哪里？”亚当指着问。

“三十四区。”

“这边有多少个四区？”

“我也说不准。我们不停地建了再拆。三十左右。”

“看上去是新的。”

“是的。我们和联邦法院闹别扭几乎有二十年之久，因此我们一直在大量建房。这地方的真正指挥一直是联邦法官，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那些记者能等到明天吗？我需要先知道萨姆在想什么。我讨厌现在去和那伙人谈然后明天事情又恶化了。”

“我想我能抱过这一天。但他们等不了很久。”

他们经过了最后一个岗楼，三十四区消失了。他们开了至少两英里才看见田野里又一片高出地面且围着铁丝网的建筑。

“今天早晨你来之后我和典狱长谈过，”卢卡斯说，“他说他愿意见你，你会喜欢他的。他讨厌死刑，你知道。他希望在两年后退休之前不用再经历一次死刑。不过如今看来成问题了。”

“让我来猜猜看。他只是执行公务，对吗？”

“我们这里的人全是执行公务。”

“这就是我的看法。我对这儿的印象是，这里每个人都想拍着我的后背用悲哀的口气告诉我可怜的老萨姆将会有什么遭遇。谁也不想处死他，但你们全都得执行你们的公务。”

“有一大帮人想要萨姆死。”

“谁？”

“州长和州检察长。我确信你熟悉州长，但你最好盯住检察长，当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州长。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选出了一帮这种年轻而极有野心的政客，他们就是不安分。”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罗克斯伯勒？”

“就是他。他热衷于上镜头，我想今天下午他会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如果他真的召集了，他会充分利用这次第五巡回法院的胜利，并承诺尽最大努力在四周之内把萨姆处死。你该知道，正是他的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事。如果州长自己在晚间新闻中没有露面去说点什么，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亚当，我想说的是上面会施加巨大的压力以确保不再有任何延期。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要萨姆死。他们会尽全力来促成这件事。”

亚当望着车窗外的第二群建筑。在两栋房子之间有一片水泥场地，一场人数众多的篮球赛正在进行，每边至少有一打成员参与。全是黑人。篮球场的外边是一排五大三粗的人在举杠铃。亚当注意到其中有几个白人。

卢卡斯转到另一条路上。“还有一个原因，”他接着说，“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放开手处死犯人。得克萨斯今年已经处死六个，佛罗里达五个。我们两年来还没有一起死刑。有些人说我们裹足不前。现在是向我们周围的几个州显示一下我们和他们一样要认真地做个好政府的时候了。就在上个星期立法委员会主持了就此问题的听证会。州里的领袖们对这种无休止的延缓行刑令发表了种种愤怒的声明。不足为怪的是，他们的结论是全怪联邦法庭。压力大得很，迫使我们得处死个把人。萨姆碰巧是下一个。”

“萨姆之后是谁？”

“没人，真的。最近的也要两年之后。兀鹰还在盘旋。”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不是敌人，是吧？我是监狱的律师，不是密西西比州的。你也从没来过这儿。我想你想知道这些。”

“谢谢，”亚当说。尽管这个消息是主动提供的，但肯定会有用。

“我会从各方面尽力帮助你。”

地平线上出现了建筑物的房顶。“那是监狱的前门吗？”亚当问。

“是的。”

“我想走了。”

库贝事务所孟菲斯办事处在一个叫作“布兰克林广场”的大厦里占了两层，大厦坐落于市中心的中央大街与门罗大街拐角，是一座二十年代的建筑。中央大街还以其中部美洲商城著称。该市为了使其市中心恢复旧日繁华，把柏油马路改为砖路，并禁止了汽车和卡车通行。人们在这座商城附近只能步行。

大厦本身已经被翻修一新，颇具品味。大厅用大理石和青铜雕塑装饰。库贝事务所的办事处很大，装饰富丽堂皇，墙上是古色古香的橡木护墙板，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

亚当在一位迷人的年轻秘书的陪同下来到拐角处的办公室与主管合伙人贝克-库利见面。他们自我介绍，握手，并用欣赏的目光追随着秘书离开房间把门带上。库利屏住呼吸睨视着秘书关好门才收回了目光。

“欢迎来南方，”库利说，终于喘出口一气来，坐进了他时髦的暗红色皮转椅中。

“谢谢。我猜你已经和古德曼谈过了。”

“昨天，谈了两次。他告诉了我原因。在这个走廊的尽头有一间不错的小会议室，有电话、计算机，挺大的空问。那是给你的，当然限于你在这儿工作期间。”

亚当点点头并看了看这间办公室。库利大约五十出头，是个好整洁的男人，办公桌很整齐，房间也很干净。他说话和动作都很快，满头的灰发，疲倦的眼睛带着黑圈。“这边都做哪些工作？”亚当问。

“官司不多，刑事案绝对没有，”他回答得很快，就像不允许让刑事犯肮脏的脚踩脏这里厚实而豪华的波斯地毯。亚当记起古德曼对这个分部的描述——一个可以给总部增添光彩并有十二个好律师的事务所，几年前被库贝事务所兼并，其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只是公司信笺抬头上多出个地址让他们感觉良好。

“大多数是和公司有关的业务，”库利接着说，“我们代理一些老银行，也帮地方政府机构处理证券方面的事。”

挺来劲的工作，亚当想。

“事务所本身可以上溯一百四十年，顺便说说，它在孟菲斯是最老的事务所，经历过南北战争，曾被分割及合并若干次，最后被芝加哥的老大哥兼并。”

库利自豪地讲述了这个分部的历史，似乎他们的家谱和他妈的九十年代的法律业有什么关系。

“这里有多少律师？”亚当问，他不想冷场，虽说这个谈话开始缓慢且漫无目的。

“十二位。十一位助理，九位书记员，七位秘书，还有十位勤杂人员。在我们这里就算不错了。和芝加哥比不了，是吧。”

你说得对，亚当想。“我很想参观参观这里。我希望我不会妨碍你们。”

“一点也不。我只怕我们帮不了多少忙。我们接的都是公司的业务，你知道，蹲办公室的律师，大多是做文字工作。我已经二十年没见过法院大堂了。”

“我不会麻烦你。古德曼先生和他们那儿的人会帮助我。”

库利站起来不断地搓着手，好像他的手没地方放。“那么，啊，达琳将是你的秘书。她实际上是公用秘书，但我差不多是把她派给了你。她会给你一把钥匙，告诉你如何停车，通过安全检查，打电话，使用复印机等。那些设备全都是一流的、地道的好东西。如果你需要一个助手，只要告诉我，我们可以从其他人那儿偷一个来。并且——”

“不，没有必要。谢谢。”

“那么，好，咱们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随着库利走在空荡荡静悄悄的走廊上时，亚当联想起芝加哥的办公楼，禁不住暗自笑了。那里的走廊永远是充满了匆忙的律师和忙碌的秘书们。电话铃声不间断地响，复印机、传真机和电传机的僻啪声和嗡嗡声使那地方像个有拱廊的闹市街。一天十小时就像在疯人院。要独处只有到图书馆的小屋或者楼房角落里合伙律师们的办公室才行。

这地方静得像丧葬馆中的休息室。库利推开一扇门打开灯。“怎么样？”他问，挥着手臂转了一大圈。房间过于大，窄长的办公室中央有一张打磨得很光的漂亮的会议桌，桌子两边各有五把椅子。房间的另一端是一个临时工作台，上面有电话、电脑，桌边还放了一把老板椅。亚当沿着会议桌走，看见书架上排满了整齐却不曾用过的法律书。他透过一扇窗户看了看街景。“外面不错，”他说，看着三层楼下大街上的鸽子和人。

“希望你中意，”库利说。

“非常好。正好合用。我会自己解决问题，不给你添麻烦。”

“别这么说。你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库利慢慢朝亚当走来。“不过，还有一件事，”他说话时眉一皱突然严肃起来。

亚当对着他。“什么事？”

“两小时前接到孟菲斯的一个记者打来电话。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说他追踪凯霍尔的案子多年了，想知道我们事务所是否还负责这个案子。你知道，我就建议他和芝加哥的伙计们去联系。而我们，当然了，和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从衬衣兜里掏出一张小纸片递给亚当，上面有名字和电话号码。

“我来处理这件事，”亚当说。

库利走近一步，双臂交叉在胸前。“你看，亚当，我们不是出庭律师。我们接的客户都是公司。赚的钱挺多。我们采取低姿态，回避出头露面，这你知道。”

亚当慢慢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们从不接触刑事罪案，更不要说比你这件案子更大的了。”

“你不想让手上沾上一点脏，对吗？”

“我并没有这么说。没这个意思。不是，只不过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这里不是芝加哥。我们最大的客户碰巧都是一些稳健而体面的老银行家，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而且，我们还要考虑我们的形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

“你肯定明白。我们不和罪犯打交道。而且，噢，我们对于我们在孟菲斯的形象非常在意。”

“你们不和罪犯打交道？”

“从不。”

“但你们代理大银行？”

“拜托了，亚当。你知道我是从哪儿起家的。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撤消管制、兼并、破产，是法律业中真正具有活力的一个部分。各大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而且我们不想失去客户。妈的，每一个人都想找到银行客户。”

“你不想让我的客户坏了你客户的名声？”

“你看，亚当，你是从芝加哥来的。咱们在这件事上还是把界线划清，对吧？它是芝加哥的案子，由你们那里的人处理。孟菲斯和它没关系，行不？”

“这个办事处不是库贝事务所的一部分吗？”

“是啊，可是和萨姆-凯霍尔那种渣滓接触对办事处没有任何好处。”

“萨姆-凯霍尔是我的祖父。”

“瞎说！”库利的双膝弯曲，双臂下垂。“你撒谎！”

亚当向他走近一步。“我没撒谎，如果你反对我在这儿，你得和芝加哥去讲。”

“这太可怕了，”库利说着转身向门口走去。

“给芝加哥打电话。”

“我也许会的，”他说，几乎是在自语。当他打开门消失的时候还念叨着什么。

欢迎来孟菲斯，亚当坐在他的新椅子里盯着空空的电脑屏幕对自己说。他展平了桌上一张揉皱了的纸，看着上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突然一阵饥饿感袭来，才发现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饭了。几乎四点了。他一下觉得又饿又累又虚弱。

他轻轻地把双脚放在桌子上的电话机旁边，合上了眼睛。这一天过得糊里糊涂，从焦急地开车去帕契曼到见到监狱的大门，从与卢卡斯的意外会面到踏进死监时的恐怖和面对萨姆时的胆怯。而现在，典狱长要见他，新闻界想盘问他，他自己事务所的孟菲斯分部则要他不要把这事泄漏出去。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八小时之内发生的。

明天会发生些什么呢？

他们一起坐在有着厚厚垫子的沙发里，一盆微波炉爆出的玉米花放在他们之问。他们把赤脚架在咖啡桌上，桌上堆着半打中餐外卖的空盒子和两瓶葡萄酒。他们的目光越过他们的脚趾在看电视。亚当握着遥控器。房间很暗。他在慢慢地吃着玉米花。

莉已经半天没有动了。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她什么也没说。录像片正在开始放第二遍。

在萨姆第一次出现时亚当让画面停住，他戴着手铐，被人推着从监狱去听证会。“听到他被捕时你在哪里？”他提问时并没有看她。

“就在孟菲斯，”她轻轻地说，但口气强硬，“我们结婚刚几年。我当时在家。费尔普斯来电话说在格林维尔有一起爆炸事件，至少有两个人死了。可能是三K党徒所为。他叫我看午间新闻，但我很害怕。几个小时后，我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因爆炸案逮捕了爸爸。她说他当时在格林维尔的监狱里。”

“你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震惊，恐惧。埃迪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和母亲曾依照萨姆的指示偷偷去克利夫兰找回他的车。我记得埃迪不停地说：‘他终于干了，他终于干了。他杀了人。’埃迪哭了，我也开始哭了。我记得当时可怕极了。”

“他们找到了车。”

“是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在三次审判中始终没有暴露。我们害怕警察会查出来，再让埃迪和我的母亲出庭作证。但这件事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在哪儿？”

“让我想想。你们住在克兰顿的一座白色小房子里，我肯定你是和伊芙琳在那里。我想那时她大概没有工作，但我不能确定。”

“我父亲那时做什么工作？”

“我不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在克兰顿的一家汽车零件商店当经理，可他总是在换工作。”

录像继续着萨姆被带进带出监狱和法庭的片段，然后报道他已因谋杀被正式起诉。亚当停止画面。“你们有谁去监狱看过萨姆？”

“没有。当他在格林维尔的时候没有。他的保释金非常高，我记得是五十万美元。”

“是五十万美元。”

“开始的时候家里试图凑出钱保释他出来。当然母亲希望我能说服费尔普斯签一张支票。费尔普斯，当然说不。他不想沾这个边。我们吵了一大架，其实我也不能怪他。爸爸呆在监狱。我记得他的一个兄弟想抵押土地借贷，但没有成功。埃迪不想去监狱看他，母亲那身体又去不了。我说不准萨姆是不是愿意我们去。”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克兰顿的。”

莉探起身从桌子上拿起她的酒杯。她咂了一口又想了一会儿。“我记得他在监狱里呆了大约一个月。我开车去看母亲，她告诉我埃迪提起过要离开。我不相信。她说埃迪觉得尴尬、丢人，他没脸见镇上的人。他刚刚失业不肯出门。我给他打电话是伊芙琳接的，埃迪说什么也不肯接电话。她说他情绪沮丧，感到羞耻，等等，我记得还跟她说我们的感觉都是这样。我问她他们是否会走，她很明确地说不。大约一个星期后，母亲又打来电话说你们一家收拾东西半夜离家出走了。房东打电话要房租，可谁也没见过埃迪。房子是空的。”

“但愿我能记起一点。”

“你只有三岁，亚当。我最后一次见你，你正在那座小白房子的车库里玩。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宝贝。”

“谢谢。”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埃迪来电话让我告诉母亲你们在得克萨斯，大家都好。”

“得克萨斯？”

“是啊。很久之后伊芙琳告诉我你们又往西去了。她怀孕了急着想安顿下来。他又来电话说你们在加利福尼亚。那个电话之后好多年都没有你们的音信。”

“好多年？”

“是啊，我试图说服他回来，可他主意已定，发誓说他再也不回来了。我想他是当真的。”

“我母亲的父母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们不是福特县的人，好像住在乔治亚，也许是佛罗里达。”

“我从没见过他们。”

他按了按钮，录像继续。第一次审判在内特尔斯县举行。镜头转到法庭外草坪上的一群三K党徒和一排警察，还有一大群围观的人。

“这真是难以置信，”莉说。

他又一次停止了录像。“你去过法庭吗？”

“去了一次。我偷偷溜进法庭里听结辩。他禁止我们去看他受审。母亲去不成。她的血压失控，正在接受治疗。她基本上是卧床不起。”

“萨姆知道不知道你去了？”

“不知道。我坐在法庭的最后，头上包了块头巾。他一直没看见我。”

“费尔普斯那时在干什么？”

“躲在他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生意，祷告上帝千万别让人发现萨姆是他的老丈人。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就第一次分居了。”

“对那次审判，对法庭的情况，你还记得些什么？”

“还记得我想过萨姆有个对他有利的陪审团，都是他那种人。我不知道他的律师怎么做到的，但是他们尽其所能找了十二个最有偏见的粗人。我看到陪审员们对检察官的反应，我也看到他们仔细地听萨姆的律师讲话。”

“克洛维斯-布雷泽顿。”

“他是个不错的雄辩家，而他们则不放过每一个字。使我震惊的是在陪审团无法对判决取得共识时法庭竟宣布审判无结果。我以为他会被无罪释放，我想他也感到震惊。”1

录像接下来是对审判无结果的反应，有克洛维斯-布雷泽顿的慷慨陈词，有萨姆离开法庭的又一个镜头。然后是与第一次类似的第二次审判。“这录像你花多长时间收集的？”

“七年。萌发这个主意时我还是佩珀代因的一年级大学生。这是个挑战。”他把马文-克雷默在第二次审判后被摔出轮椅的感人镜头快速放过。镜头停在一位当地妇女的笑脸上，她正喋喋不休地谈着有关萨姆-凯霍尔诉讼案的第三次审判。那是一九八一年。

“萨姆在十三年中是自由的，”亚当说，“那段时间他干了些什么？”

“他不与人来往，干点农活，想办法养活自己。他从不和我谈爆炸或他与三K党的任何活动，但他挺喜欢在克兰顿被人注意，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地的传奇人物，对此他似乎挺得意。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呆在家里照顾她。”

“他从没想到过出走？”

“没认真想过。他相信他的法律麻烦已经结束。他已经历经两次审判，而且两次都顺利过关。密西西比州六十年来没有一个陪审团宣判过三K党徒有罪。他以为他是不可战胜的。他住得离克兰顿很近，不和三K党徒们接触，过着平静的生活。我想他那段黄金岁月都用来种西红柿和钓鱼了。”

“他过问过我父亲的情况吗？”

她喝完了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对莉来说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她会被要求如此详细地把这段痛苦的历史复述出来。那是她费了那么大劲想忘掉的。“我记得在他回家的第一年里他偶尔会问我是否有我哥哥的消息。当然了，我没有。我们知道你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什么地方，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平安。萨姆是个非常狂妄并且固执的人，亚当。他根本不可能去找你们哀求埃迪回家。如果埃迪以这个家为耻，萨姆认为他应该呆在加利福尼亚。”她往沙发里面缩了缩。“母亲在一九七三年被诊断为癌症，那时我雇了个私人侦探去找埃迪。他干了六个月一无所获，只是让我花了一大笔钱。”

“我当时九岁，四年级，在俄勒冈的塞勒姆。”

“是啊，伊芙琳后来告诉我你们在俄勒冈呆过。”

“我们不停地搬家。在上八年级之前我每年都换学校。最后我们在圣莫尼卡定居。”

“你们神出鬼没的。埃迪肯定找了个不错的律师，因为任何与凯霍尔有关的痕迹都被消除了。那个侦探甚至雇用了那边的当地人，也没有结果。”

“祖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教堂前排坐好，葬礼就要开始时，埃迪从旁门溜进来坐在了我的身后。别问我他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世的。他只是在克兰顿露了一面就又消失了。他一句话也没跟萨姆说。他开了一辆租来的车，所以也无法查他的车牌。第二天我开车回孟菲斯，他等在我家门口。在我家里他坐了两个小时，边喝咖啡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他有你和卡门在学校的照片，在阳光明媚的南加利福尼亚，一切都非常美好。工作非常满意，住着郊区舒适的房子，伊芙琳在做房地产生意。一个美国梦。他说他再也不会搬回密西西比，甚至萨姆的葬礼也不打算再回来。在他让我发誓保密之后，他说出了他的新名字，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没有地址，只是电话号码。他威胁说，如果我违背誓言，他就会立刻再次消失。他告诉我，除了紧急情况别打电话。我说我想看看你和卡门，他说有一天也许会看到。他时而像是原来的埃迪，时而又像换了个人。我们拥抱后挥手再见，从此却再也没见过面。”

亚当按了遥控器，录像又继续。清晰的画面很快地移动着，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那就是萨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正和一个新的律师从湖源县法院旁门匆匆而过。“第三次审判你去了吗？”

“没有，他告诉我躲远点。”

亚当停住录像。“萨姆从什么时候起知道他们会又来找他的麻烦？”

“很难说。孟菲斯的报纸有一天在一段很短的报道中说格林维尔新任地区检察官想要重新审理克雷默的案子。不是大块的报道，只有几小段，登在报纸中问。但我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我读了有十遍，然后盯着它看了近一个小时。经过了这么些年，萨姆-凯霍尔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我无法相信。我给他打了电话，当然他也看到了。他说不用担心。两个星期后又有另一篇文章，这次稍长一点，中间有大卫-麦卡利斯特的照片。我又打电话给爸爸。他说一切都正常。这就是事情的开始。本来相当平静，然后就来势凶猛。克雷默的亲属支持这个建议，然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也卷入了。事情后来明朗化了，是麦卡利斯特力主再次开庭，而且此次不打算不了了之。萨姆对这些腻歪透了，他很害怕，但他尽量表现得勇敢。他说他已经赢过两次，他还会再赢。”

“你给埃迪打电话了吗？”

“是的，当重新起诉显然已变得不可避免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几乎是没说什么。那次谈话很简短。我答应随时通消息给他。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这件事就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相信埃迪一直会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跟踪事态发展。”

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他们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是个凯霍尔，最能保守秘密的人。”

“这个秘密不会再保持多久了。”

“是啊，不会很久了。”

他们盯着空白的屏幕呆了好久。最后亚当按了电源键关了电视。他把遥控器扔在桌上。“对不起，莉，我是认真的，如果这事让你难堪，我希望能有什么方法避免才好。”

“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你怕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吗？”

“我看不起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

“可你喜欢他们的钱。”

“钱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忍受了二十七年。”

“你怕你的小小俱乐部会驱除你吗？他们会把你踢出乡村俱乐部吗？”

“别说了，亚当。”

“对不起，”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正从隐蔽处出来，莉。我要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我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勇敢。对不起。”

“他现在什么样？”

“老态龙钟。布满皱纹，皮肤苍白。他太老了，不该给关在笼子里了。”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审判前的几天我和他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不逃走，销声匿迹，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南非。可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他想过。母亲死了几年了。埃迪走了。他读过有关纳粹战犯孟其尔和埃克曼①以及其他在南美隐匿起来的纳粹战犯的书。他甚至提到圣保罗，那是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他有个朋友，我想也是个三K党徒，能帮他搞到所有的文件并可帮他找到藏身之处。他考虑了很久。”

①孟其尔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囚犯肉体作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埃克曼是奥地利纳粹分子。两人战后均曾逃至南美。

“我倒希望他去藏起来。那样也许我父亲还会和我们在一起。”

“他去帕契曼的前两天，我在格林维尔的监狱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判死刑。我无法相信，这么多年他都是自由人，他是可以很容易地逃走的。他说没有逃跑是一个错误，一个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亚当把装玉米花的盆放在桌上，慢慢靠向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握着他的手轻轻说：“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搅在这中问。”

“他穿着一身死囚才穿的红四衣坐在那里看上去那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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