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但是，由于他在从政晚期，被康熙帝罢相，导致关于他的许多资料都湮没不详。还有，因其子纳兰性德享誉文坛，常被人指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那么明珠似乎就是“贾政”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从史料中逐一厘清，还原一个真实的“明珠”形象。
北京西郊有一块《明珠及妻觉罗氏诰封碑》，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所立，上面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今职。”所谓今职，是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从履历上可以看出，明珠真可谓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于是，人们不禁会问：明珠究竟是何许人？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他在官场上的春风得意？
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
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明珠最初出任的云麾使，是负责皇帝出巡时车驾仪仗的小官，是个权力很小的差使。但因他聪慧机警，善解人意，熟悉典章制度，很快就得到掌卫事内大臣遏必隆的赏识。康熙帝继位后，遏必隆成为四辅政大臣之一，他立即推荐明珠升任郎中，后来又做了内务府总管，成了皇室内部事务的管家。明珠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康熙帝及其他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观察宫廷内部的斗争，为他日后进一步施展才华做好了铺垫。在剪除鳌拜的斗争中，明珠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不与任何一派联手，也不得罪任何一人，从而较为轻松地躲过了纠葛。康熙五年(1666)，得到各方面好评的明珠由内务府总管调任内弘文院学士，进入朝政中枢机构。在这个职位上，他除了做大学士的助手外，还曾外出会勘河务。不久，明珠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并参与了对台湾郑经的议和活动，为日后康熙帝收复台湾做好辅垫。到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对许多依附鳌拜的官员，予以革职、降级等处分，对于那些与鳌拜没什么关系的官员，则给予升迁和奖赏。明珠那种不左不右的处事策略，使他不仅未被牵连，反而很快就出任了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
明珠得到康熙帝的格外青睐还是从议撤“三藩”开始的。当时三藩手握重兵，每年消耗的粮饷即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他们雄踞一方，权力很大，其中吴三桂甚至可以自由选任云南、贵州两省的官员，号称“西选”。加之“三藩”骄横无忌，残害百姓，遂成为清朝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年轻的康熙帝把三藩问题作为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并把它写下来时刻警示自己，日夜思考解决的办法。
事也凑巧。康熙十二年(1673)，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返回辽东养老，由他的儿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续驻守广东。康熙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撤藩的好机会，便让议政王大臣与户、兵二部议奏。兵部尚书明珠等主张，应该同意尚可喜返回辽东的请求，而且他的儿子也不能承袭爵位。结果，朝廷下令尚可喜撤藩，使与情况相同的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两个藩王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不得不上疏申请撤藩，以窥测朝廷动向。不过，从内心来讲，他们还是很希望康熙帝能够降旨“慰留”的。对于三藩之中势力最弱的耿精忠的“申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快就表示同意。但对于吴三桂，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代表的官员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大体还算平安，他们担心云南会因吴三桂的撤离而出现不稳定，还会带来其他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建议仍由吴三桂镇守云南，反对撤藩。其实，他们是怕吴三桂造反。而兵部尚书明珠则坚持反对保留吴三桂的藩属，与康熙帝的本意相吻合，显示出一定的政治远见。
面对撤藩会引起三藩造反的言论，康熙帝说：“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下令吴三桂率领所属官兵，全部迁离云南。吴三桂在党羽的怂恿下，传檄四方，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响应，挑起了“三藩之乱”。
清廷得到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全国震动，满朝文武大臣大多惊惶失措。当初极力反对撤藩的大臣活跃起来，他们主张以和为重，纷纷建议康熙帝取消撤藩的谕令。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学士索额图请求杀掉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安抚吴三桂。康熙帝说：“这是朕的主意，与他人何干！”只有明珠摸透了康熙的心思，他联合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强烈支持康熙帝撤藩，主张以武力大举讨伐以吴三桂为首的叛军，深得康熙的赞赏和欢心。吴三桂在云南期间，他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作为人质，一直留在京城。为向天下表示铲除吴三桂的决心和能力，明珠向康熙帝建议，应将吴应熊、吴世霖立即处死，康熙帝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同意。吴三桂得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深知遇上强劲对手，气已短了三分。
此后，明珠全身心地投入到平叛斗争中，协助康熙帝运筹帷幄，他不仅主持兵部的日常工作，还经常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分析敌我军情，制定应对策略，调兵遣将，供应粮饷，为平定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至康熙十四年(1675)冬，清廷逐渐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明珠即由兵部尚书转任吏部尚书，直接负责各级官员的升降与赏罚。为了给平叛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明珠努力安抚汉族下层地方官，奖忠抚叛，极大地分化和瓦解了反清阵营。为团结汉族知识分子，明珠还会同九卿奏准，在清廷控制区域内添行乡试，湖广、江西、福建等战乱地区的考生，也可以参加考试。这对于缓解满汉矛盾、促进平叛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论功行赏，提升明珠为武英殿大学士，并让他长期掌管兵部尚书的要职。康熙还发布上谕说：“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但郑氏集团坚持抗清，又成为清廷统一全国的障碍。郑成功逝世后，他的儿子郑经继位，继续和清廷对抗。
康熙帝本人很愿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收复台湾。康熙八年六月，刚刚逮捕鳌拜后，康熙帝就派刑部尚书明珠与兵部侍郎蔡毓荣前往福建，接洽和谈事宜。
明珠首先命慕天颜等人带上皇帝的诏书及自己的亲笔信前往台湾，试探郑经的态度。明珠在给郑经的信中说：“阁下人中之杰，反自外于皇仁，此岂有损朝廷哉？但为阁下惜之耳。诚能翻然归命，使海隅变为乐土，流离复其故乡，阁下亦自海外而归中原，不亦千古之大快，而事机不可再得者乎？”郑经虽然礼待来使，但不肯接康熙帝诏书，惟独打开明珠的信件仔细阅看，并回信表示感谢。他又回派柯平等人随同慕天颜到泉州，与明珠讨价还价。郑经坚持“执朝鲜事例，不肯剃发，世守台湾，称臣纳贡而已”。清军入关后，按照满族人的习惯，在全国强制推行“剃发令”，曾引起汉族人士的强烈反抗，但它毕竟已成为是否承认清朝统治地位的“试金石”。明珠在与郑经接触过程中，始终坚持剃发之事，强调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不能以朝鲜之例办理。在谈判中，明珠做出了很大让步，同意郑氏“封藩、世守台湾”，但声明既然受封称臣，“岂有异其制，另其服乎”？明珠还遵从康熙帝的意旨，给郑经写信：“剃发一事，所当一意仰从，无容犹豫者也。”并派人劝其剃发附清，但郑经还是坚持不能剃发，谈判破裂。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病死，后嗣发生纠纷，郑经长子被杀，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shuǎng)袭王位。福建总督姚启圣请求朝廷合兵进剿，明珠等人也认为，应该利用郑氏集团互相猜忌的机会，以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帝和明珠等商议后，命福建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人，同心合力，剿抚并用，平定海疆。明珠考虑到总督和提督共同指挥彼此势必会相互牵制，可能徒劳无功，而由一人来统一指挥，其意志则容易得到执行。康熙接受了明珠的建议，让福建提督施琅(lánɡ)一人独自统兵进发，相机自行进剿。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遣使求降，台湾问题顺利解决。
清军占据台湾后，对于郑氏集团人物的安排，康熙帝原打算将他们安插到直隶、河南等处，但为了防止郑克塽等人滋事，最后还是接受了明珠的主张把他们编入旗人中，严加看管，以免生事。另外，康熙帝还采纳了明珠的建议，任用了一些台湾投诚的人，结果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有作为的人物。
关于台湾的弃守问题，明珠的态度也十分鲜明。内阁学士李光地等人主张弃守台湾，在他们看来，驻守台湾必然会加重朝廷的财政负担，无利可图，甚至想到将其拱手让给荷兰。施琅等人则坚决主张固守台湾，指出台湾对于大陆，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防上都有重要的作用。明珠赞同施琅的建议：“施琅目击彼处情形，请守已得之地，则设兵守之为宜。”并最终取得康熙帝的同意，下令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从此，台湾与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康熙二十一年(1682)，明珠陪康熙帝到东北进行考察，最远到达吉林乌喇地区，慰问边防将士。经过精心准备，明珠协助康熙帝调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两次围攻雅克萨，迫使俄方同意和平谈判，用非战争方式来解决边界争端。
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为首的俄国谈判使团到达北京，开始与以明珠为首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会谈。明珠遵照康熙帝的指示，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文纽科夫的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指出：“我国向无侵犯尔国之处，尔国人却无故施放枪炮，杀我居雅克萨等地徒手虞人(即猎人)，并屡次纳我逃人。”俄方代表同意亲自前往雅克萨，命俄军出降。他还哀求明珠：“本使臣等穿戴均甚单薄，于此寒冷时节前去，途中恐致冻死。我等仅一二人尚有少许货物，请准贸易一日，以置办与货价相等之衣物再去。恳请大臣转奏圣主。”明珠将其请求上奏康熙帝，为表示宽大，康熙帝批准他们可以推延10日，以进行贸易。明珠与文纽科夫在北京的谈判，为日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宦海风涛千丈高。像明珠这样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为依托，主要靠个人能力绕过前进路途上的急流暗礁，而一路扶摇直上的官僚，必有其独到的为官之术。
为了培植势力，明珠使用各种手段，提拔和网罗党羽。比如，余国柱原本是山东兖州府推官(管理地方刑狱)，因为善于逢迎，被明珠一手提拔起来，由户科给事中升任左副都御史，不久出任江宁巡抚，内升左都御史，迁户部尚书，一直升到武英殿大学士，因与明珠结党营私，被时人称为“余秦桧”。佛伦原来是一个满洲低级文官，后来升任内务府总管，因善于向皇帝密奏，被明珠相中，最后提拔为户部尚书。明珠见侍讲德格勒很受康熙帝的信任，就想拉拢此人，利用德格勒一次护驾巡行的机会，派人送去重金。后来，德格勒做了大学士，成为明珠的重要同党。这样，明珠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官僚集团，时称“北党”，以上几个人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主要人物。
明珠等人勾结在一起，把持朝政，收受贿赂，结党营私。当时在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要做官，问索三(即索额图，排行老三)；要讲情，问老明(明珠)”的民谣。康熙帝每任命官员，明珠事先知道消息，就对那人说：“你的职位是我推荐的。”每有皇帝对人不满，他就说：“这是皇上不喜欢你，我会替你说好话的。”内阁对明珠也是惟命是从，从不敢说半个“不”字。湖广总督张汧(qiān)是明珠举荐的，后来被人弹劾，康熙要追究举荐人的责任，内阁票拟竟不敢提及明珠的名字。
明珠表面上为人谦和，但是骨子里和索额图并没有什么两样。对于那些不肯依附自己的人则设置阴谋，加以陷害。宁夏提督赵良栋，在平吴三桂叛乱中立有大功，率部首先攻入昆明城，但赵生性率直，不肯巴结明珠等人，明珠则在暗中施展手腕，只奖赏赵的部下，而让赵以病休为名，归居乡里。为此，赵良栋不服，趁被康熙召见的时机，申诉明珠等人阴谋陷害自己的情况，康熙反而责备赵性躁心窄、言语粗率。康熙帝对明珠的袒护，更使得他有恃无恐，其党羽也兴风作浪。明珠有个宠幸的奴仆叫安图，京城里很多达官贵人都想和他来往，他的儿子还娶了一位宗室的后裔。一个下人尚有如此威势，此时明珠权势之显赫自然不难想见。
明珠还凭借着自己的权势，聚敛了大量财富，家里的财宝堆积如山。凡是遇有地方官职空缺，便公然议价，由余柱国等人出面联络，开价出售。科道言官有内升出差的，明珠一伙都要居功索要。他还利用考核官吏、赈灾救灾等机会，拼命敛财。打击异己汤斌为江苏巡抚时，明珠趁康熙南巡、蠲(juān)除江南地方赋税之机，让户部尚书余国柱以部费的名义向汤斌索取白银40万两，汤斌坚决抵制，明珠因此忌恨汤斌。这时，一个颇得明珠宠幸的仆人来到苏州，汤斌让他们在衙门里同差役一起吃饭，故意不以礼相待，这使得明珠更加恼火。但是考虑到汤斌在江苏地方为官清廉、政绩斐然，有很好的名声，明珠一时无法下手。于是，明珠举荐汤斌回朝做太子的师傅，阴谋陷害汤斌。不久，明珠、余国柱等就指斥汤斌辅太子失礼，并讦(jié)告汤斌在江苏巡抚任时发布的文告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一语，上奏康熙帝，说这是有意诽谤朝廷。汤斌只有自陈愚昧，请加处分。后来，在明珠一伙的打击下，汤斌郁郁而死。
正当明珠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与另一大臣索额图的矛盾也逐步尖锐起来。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索额图和明珠的政见就不同，他反对撤藩，并主张要把明珠等人处死。明珠和索额图两人从此结怨，各立门户，誓不两立。
平定叛乱后，康熙升任明珠为大学士。明珠入阁，从其资历、才能与功绩来看自然是顺理成章，但在康熙帝的盘算中，起用明珠，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借机牵制索额图的意图。索额图是四辅政大臣之首索尼的第三个儿子，原是康熙帝的一等侍卫，曾参与密谋收捕鳌拜，立下很大的功劳，得到康熙的重用。康熙九年(1670)，索额图升任保和殿大学士，两年后，加封为太子太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索额图开始广植党羽、擅权专政，对于异己任意加以贬抑。朝鲜来清的使臣回报说，索额图“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在索额图周围，集结了大批满族贵族与汉族官僚，对康熙帝的专权形成不小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索额图的侄女赫舍里氏为康熙帝生了嫡子保成，这就是康熙朝被两立两废的皇太子胤礽。也就是说，索额图是胤礽的叔外祖父，因此他全力支持皇太子继位。关于胤礽皇太子及诸皇子争位之事，阎崇年先生已经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做了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多言。
索额图性格倨傲，作风专横，且任久权重，非常讨厌明珠。明珠进入内阁后，权势也逐渐显赫起来，再加上两人本来就有宿怨，与索额图相互倾轧。他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倚重，想方设法排挤和打击索额图集团的势力。索额图与皇太子胤礽的关系十分密切，明珠对此十分忌恨，朝中凡是依附皇太子者，明珠全部暗中予以排挤。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明珠曾帮助皇长子胤禔拉拢大学士余国柱等重臣，积极发展“长子党”的势力，成为“长子党”的核心人物。他还经常借削弱皇太子、索额图势力的名义，倾陷异己。对于索额图、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康熙帝也有所觉察，曾招索额图到乾清门，历数朋党的祸害。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左都御史魏象枢上疏弹劾索额图受贿徇私，康熙帝即召见索额图等人予以警示，并御书“节制谨度”赐给索额图。索额图深知圣意所在，第二年，就因病辞去大学士职务，改任内大臣，授议政大臣。明珠一党由此更加专擅。
康熙帝对于明珠的所做所为也有耳闻，但他觉得这些人都是自己亲自提拔起来的，对自己忠心，便于使用，所以不忍心加罪。康熙得知明珠贪赃受贿，只是在召见时向他讲述为官要清廉的道理，并且谕令他向清官学习。不过，这种方法难使明珠有所收敛。真正让明珠及其同党感到担心的倒是朝中的几个言官，因为他们可以“风闻奏事”。明珠为了防范他们说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他在内阁里控制了科道言官的考核和选拔，和这些言官订立盟约，规定凡是有奏章上呈，一律先要向他请示，以达到牵制的目的。监察御史李时谦、吴震方二人经常直言不讳，参劾不法之臣，多次受到康熙帝的赞许。明珠对此很是忌恨，最终寻找事端加以陷害，使得别的言官非常害怕，也不敢多嘴了。
明珠倒台明珠之贪渎和跋扈，从某种程度言之，是康照帝放任的结果，而且如前文所言，康照帝允许明珠党坐大，也是出于牵制索额图党的需要。一旦圣主认为其势力不加约束就弊大于利时，便会着手整顿。
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行贿受贿，矛头直指张的后台明珠。康熙帝下谕说：“科道职在纠参。张汧贪婪，无人敢言。陈紫芝独能参劾，甚为可嘉。”新任直隶巡抚于成龙向康熙帝密奏：“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康熙帝询问供职南书房的高士奇。高士奇原是明珠荐引的人，也说明珠等人贪婪。康熙帝问：“为什么没有人参劾？”高士奇回答：“人谁不怕死？”康熙帝说：“他们的势力还能重于四大辅臣(指鳌拜等)吗？我要想除去他们就可以除去，有什么可怕的！”高士奇说：“皇上作主，还有什么不能除去的。”于是，高士奇与左都御史徐乾学密谋参奏，由御史郭琇奏呈。据说，参奏的底稿事先都曾进呈康熙帝，请加改定。
起初，徐乾学也是因依附明珠、高士奇等人而得以逐渐攀升的。康熙帝知道徐乾学在士林中很有名望，于是便不断地给予升迁，以作为打击明珠等人的工具。康熙帝还命徐乾学入值南书房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南书房本是皇帝的一个顾问机构，后来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因接近皇帝，对于皇帝的决策，特别是大臣的升黜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入值者位虽不显而备受敬重。康熙二十六年，徐升任左都御史后，在一些问题上经常与明珠的亲信佛伦等人发生矛盾。徐与余国柱也曾结怨。所以，徐乾学与明珠一党势必会分道扬镳。康熙二十七年，郭琇上奏，弹劾明珠、余国柱“植党类以树私，窃威福以惑众”，列举罪行八款，包括假托圣旨收买人心、广结党羽、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控制言路等。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余国柱革职。此后，康熙帝又任明珠为内大臣、议政大臣等，依旧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但是明珠的权势却一去不复返了。
相传，郭琇上疏弹劾明珠的那一天正赶上明珠的生日。当时，明珠正在家中摆宴庆贺。郭琇入朝进呈奏章后，就直奔明珠府邸。明珠听说郭琇来了，非常高兴，以为他是来贺喜的，马上把他请进宴会厅。郭琇从袖中取出奏章文稿给明珠，明珠更为高兴，认为这是给他祝寿的诗章呢。郭琇正色说道：“是弹章也！”然后喝了一大杯酒，扬长而去。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和康熙帝当初惩治鳌拜相比，康熙为什么对明珠那么客气呢？
首先，虽然明珠在结党营私上与鳌拜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并不具备可以凌驾幼主之上的顾命大臣与辅政大臣的身份，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其次，在对待皇权的态度上，明珠与鳌拜也不同。鳌拜在辅政期间，和康熙在很多事情上的意见相左，很多时候甚至藐视皇权的存在，而明珠却从来不敢触犯康熙的权威。在重大事情上，他从来都是全力支持康熙。即使在像撤藩这样不被多数大臣理解的问题上，他也仍然支持皇帝的意见。
再次，出于君主平衡术的需要。康熙初年，皇帝的地位很不稳固，鳌拜集团的势力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没有可与之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如果不剪除鳌拜，康熙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大权。但到了康熙中期，皇帝早已乾纲独断了，而且还有一个索额图势力集团。因此，出于对索额图势力的制约，康熙也会对明珠格外施恩。
还有一点，如郭琇在弹劾明珠的奏疏上说的那样，明珠“对人柔言甘语，百计款曲”，就是说他对人非常注重言辞态度，而不像鳌拜目中无人，蛮横无礼。这种性格上的差别，也会影响到康熙的处置态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十五日，明珠病逝于北京。明珠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明珠的一生，也算善始善终。
乾隆三十七年(1772)，这时明珠已死了60多年了，乾隆帝在国史馆修纂《明珠传》时指出，确核明珠的罪案，只是在于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为官的戒律，并不至于像明代的严嵩、温体仁等人那样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搞得满朝畏惧而又不敢多言。虽然明珠也有很大的过失，但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这应该算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纳兰性德为明珠长子，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著名的词人。18岁中顺天乡试举人，主考官就是徐乾学。徐乾学是江南名士，性德中举后，极为兴奋，“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即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以后，他又经常向徐乾学请教，听其讲经论史，师徒感情颇好。但日后徐乾学对其父反戈一击，恐怕这是性德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21岁时，纳兰性德中进士。他喜爱写诗填词，善骑射，不喜仕途，但却在科举仕途中较为顺利，年纪轻轻便当上了御前一等侍卫，颇受康熙帝的重视，并曾派他远赴黑龙江，侦察沙俄情况。但从内心讲，他对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极为厌烦，甚至想到脱离宦海，隐居江南。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性德突然病重，高烧7天不退，匆匆辞世，不到30岁。这成为清代文坛的一大损失。
纳兰性德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字子清)关系不错，两人多有诗作唱和，比如曹寅曾写诗“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后来曹雪芹亦与性德之外祖家族的后人相交甚厚。据说，当年和珅进呈《红楼梦》，乾隆读后说：“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一句话，把《红楼梦》与纳兰家族联系了起来。更有人以此认定明珠府邸就是大观园，明珠、纳兰性德父子即贾政、宝玉等。且不说这种推论是否真有道理，但贵为天子的乾隆首开一家之言，凭借他的阅历提示了两者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这仍不失为一种启发性的说法。明珠、纳兰性德和曹雪芹都生活在清朝初期到中期所谓的“康乾盛世”，他们的家世与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入值宫禁，均为大内侍卫，两人的关系可能还非同一般。纳兰性德曾作过一首《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
君不见、山龙补衮，昔时兰署。
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
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
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
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第二，纳兰家族和曹氏家族都是官宦世家。纳兰家族是正统满洲贵族。曹家祖上是汉人，后编入正白旗包衣。清朝建立后，曹家成为管理宫廷杂务的内务府成员。曹寅的生母曾是康熙的乳母，曹寅还当过皇帝的伴读，曹雪芹的姑姑是平郡王纳尔苏的福晋。曹家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60多年，康熙南巡6次，有4次住在曹氏任职期间的织造府内。而且纳兰性德、曹寅与康熙帝是年龄相近的“一起玩大”的少年君臣。
两家的命运都与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联系在一起。明珠也和一般的封建大官僚一样，由于位高权重，重蹈了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财纳贿的覆辙，被参劾罢相。曹家也被告发挪用公款，出现亏空而被撤职查抄。他们还都曾卷入宫廷的权力斗争，而且都属于皇八子胤禩(sì)朋党。纳兰性德的弟弟揆叙因在立储问题上提及“八阿哥”，使得康熙震怒，被降职。雍正继位后更是连死人也不放过，追究他以前结交皇子的罪状，降谕把揆叙墓碑改刻为“不忠不孝险柔佞揆叙之墓”。曹家也因为立储问题与皇八子和皇九子结党，遭到雍正的厌恶。后因在江宁织造衙门旁万寿庵发现曹家为皇九子允禟收藏铸造的铜狮子，雍正以此为把柄，把曹家削职为民，充军发配。
在个人的修养和品性上，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极富才华之人，纳兰性德非常博学，涉及文学、历史、地理、天文、音乐等，他的词作更是独树一帜。曹雪芹也多才多艺，这在《红楼梦》里有很好的展示。纳兰性德与曹雪芹还都有情重义，喜欢结交朋友。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红楼梦》即纳兰家事这类说法虽难免附会，但曹家与纳兰家之间也的确有相似之处，而且曹雪芹也不可能对前朝的变故包括明珠家族的兴衰一无所知，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在写作《红楼梦》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纳兰性德的性情，将其融会到小说之中，却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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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龄修、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明珠》，中华书局，1991年
(2)白新良主编：《康熙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
(3)刘德鸿：《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