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丰、同治两朝，僧格林沁始终是清廷最倚重的蒙古王公，他通过战功而获得世袭罔替的亲王，这在晚清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承受过最耀眼的荣誉，也遭受过最惨重的失败。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集中反映在几件大事上。
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部两万余名北伐。北伐军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等省乘虚而上，进入直隶，前锋抵达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清廷大为震动，京城的达官显贵纷纷外逃，市民惶恐不安。僧格林沁率部迎战太平军，在天津西南的独流镇，首战告捷。
面对着骁勇的太平军，僧格林沁亲自带队冲锋，士气大振。孤军深入的太平军后援不济，南方人难以适应北方冬季的严寒，又饱受风餐露宿之苦，经过三个月交战，太平军损失惨重，退往直隶东光县连镇。第二年（1854），僧格林沁追击北伐军至连镇。此时北伐军将领林凤祥在连镇据守，李开芳则率领一支队伍，自连镇穿过直隶省界进入山东，占据了临清以东不远的高唐。林凤祥与李开芳彼此分离，使清军各个击破成为可能。林凤祥被僧格林沁围于连镇，李开芳则被满洲将领胜保困于高唐。尽管形势越来越近乎绝望，二支太平军却坚守阵地继续抵抗。
僧格林沁改用水攻，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墙挖壕，并引运河水灌入镇中，围攻长达11个月之久。咸丰五年（1855）正月，僧格林沁攻陷连镇，北伐军主将林凤祥被俘，解送北京处死。僧格林沁马不停蹄，乘胜往高唐，接替了胜保军队。
高唐的太平军皆百战精锐，粮食充足，环城竖起木栅，用土覆盖，前设濠沟陷坑，又挖地道，太平军战士潜居其中。每到黑夜，通过地道外出劫营，清军颇有损伤。胜保铸大炮，树云梯攻城，均不能克，只好筑垒挖濠长期围困。胜保久战无功，逮京治罪。僧格林沁取而代之。他见屡攻不克，改变战术，命围城军网开一面，将太平军诱出高唐。李开芳率八百余骑退守该城以南45里的冯官屯，在四周挖掘堑壕，配备火炮，清军仍无法靠近。僧格林沁再次用水攻，在屯周挖掘壕沟，沿沟筑墙。为引水入沟，开挖了一条长123里的水渠，直通大运河。引水渠完工后，雇集民夫二三千人，将渠水灌入冯官屯。不久，屯内房屋被水淹没。太平军粮草火药尽湿，只能聚居楼上，清兵用炮不时轰击，太平军柴米无继，已是穷途末路。李开芳被迫向僧格林沁投降。有目击者，记载了纳降时的场面：
李逆（李开芳）头戴黄绸绣花帽，身穿月白绸短袄，红绸袴，红鞋，年约三十二三。携两贼童，身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年约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逆直入帐中。李逆仅向僧邸、德贝子等各屈一膝，即盘腿坐于地。两童东西侍立。帐内总兵以下，皆持刀环立，怒目视之。李逆与二童仰面四顾，毫无惧色。但称能宽贷其罚，愿说金陵诸贼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笑语如常，旁若无人。僧邸知其心叵测。饭毕遣出。又令八贼目进帐，皆跪见求赦，亦即遣出。遂将李逆与八贼目解至京都，凌迟处死。
李开芳虽降，并不服气，谈笑风生，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确是一条硬汉。反观僧格林沁部将，持刀而立，怒目而视，倒似乎有几分紧张。随着李开芳被活捉，北伐军全军覆没。此战消除了清廷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僧格林沁列在首功，先晋封亲王，又加恩世袭罔替。僧格林沁的威名震于海内。
僧格林沁镇压了太平军，但清军本身也遭受沉重损失。自连镇之战以来，阵亡将士不下8000余人。僧格林沁对太平军将士的报复也异常残忍。在他的命令下，82名俘虏（包括2名小孩）被活剖人心，祭奠亡灵。以致有人把他与“曾剃头”曾国藩合称为“南曾北僧”。
对英法联军作战太平天国北伐刚刚平定，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清朝守军战败，清廷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向咸丰帝奏请，撤回谈判代表，调用全国兵员，进行彻底抗战。被打怕的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为了防止英法联军进一步行动，命他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构筑营垒，增设水师，整顿民团，筹饷制械，使天津防务加强。为守住要塞，又将大沽口1600余名陆兵增至3000名，并抽调黑龙江、察哈尔、蒙古马队5000名增援，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台3座，做好作战准备。
咸丰九年（1859）五月，英、法使者率舰队北上换约，舰队由1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英法舰队进攻大沽口，遇到清军顽强抵抗。英法舰队遭受重创，被击沉4艘、击伤6艘、俘虏2艘，余下的也竖起白旗，请求停战。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共毙伤英军464人，法军14人，击毙英国军官5人，伤23人。舰队司令贺布也受了重伤。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
大沽口一役，清军获得了重大胜利。在战斗中，僧格林沁指挥有方，起到了重要作用。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
咸丰帝本来就认为《天津条约》过于苛刻，无意接受。见大沽口获胜，乃尽毁《天津条约》。他对僧格林沁和镇守大沽口的官兵大加封赏，上下沉浸在一片欢愉之中。
英国和法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大沽口战败，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咸丰十年（1860）六月，英法远征军来到。其中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兵舰200余艘。联军知大沽口防御坚固，由北塘登陆，在洋枪洋炮的轰击中，僧军虽顽强抵抗，仍不敌败退。
英法联军攻陷塘沽，进占天津。咸丰派钦差大臣桂良等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奏报，咸丰帝谕命先退兵、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
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了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巴夏礼扬长而去。载垣奉咸丰帝旨，命僧格林沁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扣押。僧格林沁对英法联军本来就恨之入骨，接到谕旨，立即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英法联军得知使节被押，与僧军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军战败，退至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进犯八里桥。八里桥，东距通州8里，西距京城30里，是通向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此关一破，北京必然陷落。僧格林沁知已无退路，向皇上立下誓言：“奴才等现在督带官兵退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赶紧再振军心，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八月初七日上午七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激战一时许。随后，南路法军大炮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清军遭到重大伤亡。守军与法军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在外国人笔下，八里桥之战的惨烈，让人不忍卒读：
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全军精锐亲自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如果僧格林沁血战而死，他的名字，或许更为响亮。但是，在军队伤亡过半时，他却失去了战死的勇气，率部撤退。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削去了他的领侍卫内大臣和都统等职。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命皇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办理和局。自己则以“秋狝木兰”为名，仓皇逃往热河。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焚毁了圆明园。园中的华美建筑和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或遭劫掠，或化灰烬。
咸丰帝宣布革去僧格林沁王爵，只保留钦差大臣职。他奋斗大半生得来的爵位与荣誉，几乎全部丧失。
拥戴两宫皇太后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病死于热河，以两宫皇太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为一方，和以赞襄政务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宗室肃顺为首的另一方，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激烈的争斗。已恢复郡王爵的僧格林沁因手握重兵，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
这年八月十七日，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特意致函僧格林沁，主动促使他具折奏请叩谒梓宫，试图拉拢僧格林沁，并借此试探他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态度。信函说：“昨富山来滦（指热河避暑山庄），询悉王爷闻信之后，甚为哀痛。现在捻匪又有出巢之言，王爷仍当以军务为重，未可过于伤感。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惟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署名的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僧格林沁接信后，态度异常鲜明，当即表态。他不但不按来函意旨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反而在另一奏捷折中故意写上“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其拥戴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反对八大臣的态度尽在不言中。
赞襄政务王大臣不愿就此罢休，又从热河发一函，申斥僧格林沁说：“昨见捷奏，欣悉王爷懋着功勋，并蒙恩优奖，莫名欣贺。惟折内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等语，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惟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
八大臣对僧格林沁倾注的希望犹如水泼沙地。后者在复信中对八大臣毫不领情，且痛加驳斥：“至沁（僧格林沁）奏折内有‘皇太后、皇上圣鉴’之语，远荷示知不宜书写。沁因前由理藩院咨行准吏部咨称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两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是皇上冲龄不能阅折，皇太后览奏后钤用图章，始行发下。如此拟定通信，是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矣！而折内又不宜入，似与前传稍有未符。况皇上冲龄，未能理政，天下臣民尽皆深知，若必拘泥旧制，诚恐不能取信于天下臣民。是以沁有此书写耳。”并声称，“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僧格林沁以先前公函内有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后，须经皇太后、皇上钤盖“御赏”、“同道堂”二图章方为有效为理由，断然拒绝了载垣、肃顺等人专揽大权的企图，再次表明了对皇太后的拥戴。僧格林沁的鲜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形势的走向与结局，促成了辛酉政变的成功。而两宫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又把晚清政治引导上了慈禧太后专权的道路。这一影响深远的后果，当然不是僧格林沁能够预见到的。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选择，并用自己的选择，再一次诠释了对“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