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亲王奕譞生有七子。其中，长子、三子、四子均早殇。次子载湉，即光绪帝。五子载沣，袭醇亲王爵。六子载洵，奉慈禧太后懿旨承继瑞郡王奕誌为嗣，承袭贝勒；七子载涛，承继奕譞弟弟钟郡王奕詥为嗣，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清朝两代醇亲王，都是父以子贵。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因次子载湉为帝（光绪），得享“世袭罔替”殊遇。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因长子溥仪继光绪之后以幼龄继帝位（宣统），遂做了监国摄政王。
载沣生于光绪九年（1883），8岁承袭醇亲王爵。26岁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兼祧（ｔｉāｏ） 光绪，由载沣当监国摄政王。
光绪帝载湉病殁时，在皇室近支溥字辈中，恭亲王溥伟年龄居长。他自以为，乃祖恭亲王奕訢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殁后配享太庙，决不是任何近支所能比拟的。如立长君，他当然有份。不想慈禧太后择立3岁溥仪，使他觊觎帝位的希望落空。
如此看来，恭亲王奕訢父子在皇位角逐中一共错失三次机会：第一次，奕訢与奕詝，以兄奕詝捷足先登；第二次，同治帝载淳病殁，奕訢子孙又被排挤，以醇亲王奕譞次子载湉胜出；第三次，又以醇亲王载沣长子溥仪胜出。难怪此后很长时间，溥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慈禧太后在嗣位问题上为什么又一次弃大选小？有以下一些推测：
其一，与溥仪家的关系最近。溥仪的祖父奕譞的正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溥仪的母亲苏完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又被慈禧太后认为养女。慈禧太后将她指配给载沣时，载沣生母刘佳氏已为他定亲，奏告太后。太后坚持给载沣指婚，刘佳氏只好将已定之婚退掉。
其二，防范袁世凯。溥仪的父亲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太后选定他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所代表的维新派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对袁无不恨之入骨。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慈禧太后临终前的这个决定，反映了她刻意保全爱新觉罗皇位的一片苦心。
其三，为同治帝立嗣。慈禧太后当初立载湉承嗣咸丰帝而不为同治帝择嗣，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继嗣制度，也违背了清朝家法。为此，还发生过震动朝野的吴可读“尸谏”事件。
吴可读，字柳堂，甘州皋兰人，咸丰进士。曾任御史，因直言敢谏几乎被撤职斩首，后改戍军台。光绪改元，遇赦，重新起用为主事，分发吏部。光绪五年（1879）春，将穆宗（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合葬于清东陵，吴可读自请随往襄礼，归途至蓟州，宿废寺中，自缢未死，复仰药而亡。吴可读自尽，是为了将遗疏上呈御览，因为除御史外，低级官员无权直接上疏。他在遗疏中说：“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他还援引历史上宋朝和明朝故事，说明名位次序不可乱定，并坚请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为载淳立嗣，明确规定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死去的皇帝）嗣子。吏部将吴可读遗疏奏上，朝野震动。
吴可读“尸谏”并引起社会轰动，说明朝野许多人士对“祖宗家法”被破坏心有耿耿。但他建言日后载湉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无异于预定皇太子，同样有悖清朝“不建储贰”的家法。众王、大臣认为有机可乘，纷纷上疏，谓吴可读所陈不可行。这自然符合慈禧太后的本意。不过，吴可读毕竟是为争嗣而死的，慈禧太后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他的遗疏上批道：“以死建言，孤忠可悯。”
慈禧太后临终前选定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借此为故去多年的儿子载淳立嗣，也算了结了一段历史上的公案。
在上述三种因素中，哪种因素产生了作用不得而知。或者，当慈禧太后最终作出决断时，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影响。
在清朝12帝中，一共出了5个小皇帝。顺治帝福临6岁即位，康熙帝玄烨8岁即位，同治帝载淳6岁即位，光绪帝4岁即位，溥仪年龄最小，只有3岁。溥仪即位后，载沣摄政，并为监国，代皇帝主持国政，有权裁定军国大事和黜陟赏罚诸事。清初，睿亲王多尔衮称摄政而不监国，所以载沣的身份权势比起睿亲王来尤其尊显。但他摄政仅仅三年，清朝就如土崩瓦解般垮台了。清朝的垮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摄政王载沣的举措失当也有直接关系。
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相貌堂堂，颇有风采，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进出清宫的美国医生这样描述说：“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
载沣堪称清朝王爷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18岁，以皇弟的显贵身份率使团赴德国柏林，为上一年义和团运动时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刺一事向德国皇帝威廉·亨利谢罪赔礼。载沣抵达柏林后，双方对谢罪仪式一度发生争执。德方要求载沣晋见德皇时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均行跪拜礼。此种侮辱，使载沣不堪忍受。后经据理力争，谓世界各国使节觐见彼此元首时均不行跪拜礼，若德皇强欲清朝使者行中国礼，受礼者未必光荣，如传闻于他国，反为德国之耻。措词委婉而有理，经多次往返交涉，德皇放弃原议，终决定俱行鞠躬礼。
出使德国，使载沣大开眼界，从此雄心勃勃，想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果没有克林德事件，载沣不会出使德国，也根本不会有游历欧洲的机会。按清朝旧制：王公和闲散宗室，照例不许离京城40里。如果没有这次出使，他大概会像其他许多满洲王公，一辈子生活在京城的狭小天地，对外部世界懵然无知。但载沣归国后，并没有被委以重任，又过7年，才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溥仪即位，26岁的载沣一下子被超拔为摄政王，实在勉为其难。他深知责任重大，很想励精图治，使衰朽的清王朝呈现出某些新气象。他每日到乾清宫听政，并召见臣工。一切章奏，亲自批阅。他还仿照雍正帝，在奏折上勤加朱批。但苦于不得要领，往往辞不达意。又有亲贵从旁掣肘，意见屡有反复。王公大臣入觐，常对坐无言，遇到请示意见，则嗫嚅不能立断。很快引起众人的失望。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载沣“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第一，处置袁世凯，优柔寡断。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要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他下令罢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硬说他有“足疾”，行动不便，勒令回老家养病。据说原来是要将他处死的，但由于袁背靠外国使团，且拥有强大的私人党羽，载沣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当时亦入军机的重臣张之洞也主张不杀袁，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仍控制北洋军队。载沣将他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痈成患”的作用。载沣处事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手腕，据此可见一斑。
第二，大抓军权，形同寡人。罢黜袁世凯，是清朝皇室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势力的开端，加剧了皇族与汉大臣的矛盾。载沣为加强皇室对军权的控制，又采取了以下措施：
（1）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2）下谕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5人中满洲4人，皇室又占了3人。萨镇冰是留学英国归来的海军专家，也是唯一的汉人。不久成立海军部，由载洵担任海军大臣。
（3）载沣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
（4）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后改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军谘府相当于总参谋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载沣通过载涛，决策最高军事机密。
这样，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就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
载沣摄政初，外国政府和国内立宪派都曾对他寄予厚望。第一，他曾出访欧洲，眼界远远超出以往的统治者；第二，他是光绪帝的弟弟，对推进中途夭折的改革有着顺理成章的热情；第三，他在政治上给人们留下了开明的印象。据说载沣出使欧洲后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叫做“布鲁厄姆”的欧式马车，驾着它到处来去。这辆一匹马拉的轻便马车，似乎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摄政后会在立宪方面取得新的进步。谁知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充其量也就是一点皮毛。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就是军队一定要控制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把军队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抓在自己家人手里。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族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上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
第三，预备立宪，皇族内阁。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和保荐。钦选就是由皇帝亲自点选，目的仍然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对资政院的控制。
资政院开设后，一切议决案需有一负责部门处理，责任内阁应运而生。宣统三年（1911），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原来的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因而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擅大权的局面，即使在清王朝200多年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于是，“近支（皇族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谚语不胫而走。
清皇室借立宪之名，不但没有对统治权有所放松，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宗室亲贵的专权，激起公愤。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清室对舆论汹汹却不屑一顾。立宪派原想在内阁中分点好处，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与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
载沣一味集权，排除异己，在朝野间引起极大不满。加之他生性懦弱，没有统驭全局的才干，致使皇室内部派别分立，纷纷竞争权力。其中一派以贝勒载涛、毓朗为首，控制军事大权，得到载沣的倚信。另一派以镇国公载泽为中心，把持财政大权。载泽虽是由远支宗室过继给惠亲王庶长子奕洵为嗣子，因其自幼聪颖，颇得奕譞怜爱，与醇王府关系一向密切。其妻是隆裕太后妹，有了这层关系，即可私传太后言语，挟制载沣。载泽掌度支部后，在政府中独树一帜，“以集中财政为务，犹载涛之集中军权”。载泽为扩张势力计，向载沣推荐盛宣怀就任邮传部长。庆亲王奕劻组阁后，载泽辈力谋倒阁。当时谙于政情者，多认为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非载泽莫属。元老派奕劻，原是首席军机大臣，受命组阁，自知势单力薄，于是与那桐结为一气，分居总、协理职位。奕、那二人贪污受贿，早已臭名昭著，世人称为“庆那公司”。那桐与袁世凯、徐世昌等关系深厚，结为一党，与载字辈皇室近支互不相能。此外如恭亲王溥伟，载沣对他一向存有戒心，认为无合作的可能，只给了一个禁烟大臣名义，以示敷衍。
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强化皇室地位，结果却演变为各派亲贵揽权谋私、犬牙相制的复杂局面，统治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对载沣本人来说，实非始料所能及。
清朝末帝溥仪登基时，曾由摄政王载沣怀抱升殿，净鞭响亮，吓得溥仪大声啼哭。摄政王安慰他说：“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这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谁知竟成为清朝灭亡的谶语。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多月时间，先后有13省宣布对清廷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清廷派出的军队，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出征讨伐，屡战屡败。清廷岌岌可危，惊慌失措。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他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重新出山，同时以“奉职无状”，自请“立予罢斥”。载沣本不愿意迈出这关键一步，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心腹，亦提出“非宫保(指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在穷途末路之际，只好任听摆布，将大权拱手交给袁世凯。
十月，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回到北京，马上收编了载涛掌握的禁卫军，接着迫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至此，袁世凯已把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攫为己有。随即，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与南方民军达成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又以革命的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隆裕太后无可奈何，抱着溥仪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王公贵族，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不久，极力主战的宗室贵族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王公闻风丧胆，纷纷逃避。同时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等40多名前北洋将领致电清帝要求退位。
有趣的是，清廷存亡危在旦夕，摄政王载沣虽也如坐针毡，但在讨论战和的会议上，却经常一言不发。以致皇族中有不少人认为他庸碌无能，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江山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但是也有人认为，载沣虽从政历练不足，但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
民国初年，孙中山两次到北京，都曾拜访载沣，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是一个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动；做为皇帝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前头，把家族的利益摆在后头，是难能可贵的，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孙中山的一席话，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道理。
据说，当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位，从宫中回归王府，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福晋见他一副若无其事、轻松的神态，气得痛哭一场，并告诫儿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这段故事与载沣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不足以证明他早有“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摄政三年，的确令他心力交瘁。
对比清初、清末的局势，有一些类似之处：一，都是幼主统治，顺治帝6岁即位，宣统帝3岁即位；二，均由摄政王执政，但睿亲王多尔衮佐兴，醇亲王载沣助亡。两次摄政，效果悬殊。难怪前人提起载沣来，要说他“回思多尔衮，功罪两相殊”了。
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一座是宣武门内太平湖的旧府，另一座是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