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府金莲川可以看作是忽必烈事业的起点。史书上提到的忽必烈的王府，一是漠北王府，一是金莲川王府。在蒙哥称大汗之前，忽必烈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史书上称之为“漠北王府”。蒙哥即位后，由于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民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为南下伐宋做准备，并允许忽必烈在这里开府建衙，这就是史书常提到的金莲川王府。忽必烈不仅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蒙古军，而且有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军几大万户，还有大漠以南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正是从金莲川开府建衙起，忽必烈逐步发展为一支独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终取代蒙古汗廷的政治军事力量。
漠北问道，结识刘秉忠忽必烈潜邸招士是从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刘秉忠开始的。海云俗名宋印简，金末为佛教禅宗领袖，金宣宗曾赐号为“通玄广惠大师”。后被蒙古军队俘虏，成吉思汗下令木华黎要优礼相待，并赐号为“寂照英悟大师”，居于燕京大庆寿寺。蒙哥即位后，曾令海云掌天下释教。刘秉忠本是邢州人士，生于金代“累世衣冠”之家，少年时从学于邢台西山，17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他感到自己出身名门，与其为刀笔吏，尚不如隐居深山以求其志，于是皈依佛门，法号子聪。后游云中南堂寺，“博学多才艺”。海云大师闻其名，召为弟子。
1242年，忽必烈将海云法师召至漠北王府，海云大师和子聪和尚一起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向海云询问佛法大要，海云认为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尊贤使能，尊主庇民，才是佛法之要。建议忽必烈将用人的重点转向“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发现子聪和尚也是难得的人才，希望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干一番事业。海云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子聪被任命为王府掌书记，人称聪书记。从此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从汉文化中去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去寻求“安天下”之法。
广延四方之士，积极招纳人才《元史·世祖纪》记载，早在蒙哥即位之前，忽必烈就已经在以唐太宗为榜样，开始有意识地招纳人才。其中刘秉忠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
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此后四方人才如潮似涌地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按《元史》记载，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藩府旧臣，一类是四方文学之士。藩府旧臣可考者有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及董文炳、董文用等。四方文学之士则以刘秉忠为首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邢台集团。这是一个以邢台人刘秉忠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其主要人物如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都是刘秉忠荐引的，多为邢州人，称为“邢台集团”；二是崇尚程朱理学的儒者。其中窦默在1249年被召，姚枢在1250年被召，杨惟中在1252年被忽必烈推荐为河南经略使，许衡则在1254年被征为京兆教授，赵复亦曾被召见。这一集团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衡。他是元代的儒宗，一生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对元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三是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遗士集团。忽必烈在出王漠南以前，已明了汉地世侯是安定中原的柱石，所以屡加征聘。出镇漠南以后，关系更趋密切。1252年推荐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不久藁城董氏昆仲也先后入侍潜藩，济南张柔、东平严忠济则在1259年从征伐宋。他们所收揽的文士如张德辉、杨果（原属史天泽）、郝经、杨奂（原属赵天锡）、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原属严忠济）等也都先后投奔忽必烈。
此外还包括西域人集团和蒙古贵族、诸将。西域人，主要有阿里海牙、孟速思、廉希宪、叶仙鼐（以上畏兀尔人）、也黑迭儿（大食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上回回人）。这些西域人中，阿里海牙、叶仙鼐是战功彪炳的战将；孟速思、阿合马皆以理财著称；札马剌丁则是科学家。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当为廉希宪和也黑迭儿，廉希宪是一位汉化极深的西域人，他精通儒学，与中原学者并无二致，人称“廉孟子”。元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命廉希宪担任京兆分地的安抚使，在关中改革政治，推行汉法。他又极力招揽儒者如许衡等人，发展教育。后来在至元时代，汉人大臣拥护他以对抗阿合马，原因便在于此。忽必烈身边亲信的蒙古集团，乃燕、霸突鲁，皆木华黎之后；脱兀脱，博尔术之弟，阿儿剌氏；忙哥，忙兀氏；阔阔，蔑儿乞人；八春，不详。这些蒙古人目睹中原文明的昌盛，自不免由敬畏而钦仰，由钦仰而生仿效之心，便不会苦苦留恋于蒙古原来的游牧生活了。
探讨儒家学说和“以儒治国”早在乃马真后三年（1244），当时北方著名的知识分子赵璧、王鄂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开始向他宣传孔孟之道。在子聪和赵璧等人的影响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须实行孔孟的圣人之道。从此，不仅忽必烈本人对儒学深信不疑，还选择了10名蒙古子弟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并亲自检查他们的功课。忽必烈继续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更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在刘秉忠、姚枢等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在几十年的战火中处境恶劣的儒生们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奔走相告，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
关于“儒教大宗师”和治国必用“汉法”元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金末大学者元好问一起觐见忽必烈，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并建议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针，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尊号，这等于公开宣布他将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
忽必烈经常与元好问等人探讨金朝由盛变衰的原因，以及历朝人才得失的情况。郝经对忽必烈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以为中国之主。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成为斧钺之质，土野之粪，将会无遗类矣。忽必烈上台前，刘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议说：“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只有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才能做中国的皇帝。他们想使忽必烈认识中原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治理汉地便必须采行汉法，因此必须创建制度，才能恢复秩序重建中原。他们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盘汉化，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国治道，参照辽金遗制，制定一代之法。
忽必烈一生的事业，正是从金莲川幕府广招贤士起家的，一批有识之士很快云集到金莲川幕府来了。其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初步完成了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以及汉人军阀之间的政治联盟，实际上金莲川幕府已经变成了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讲习所，从而为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准备了指导性理论和一批名臣和名将。
纵观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的指导性理论和治国方略，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战略进攻的重点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依靠力量。由主要依靠蒙古千户军变为依靠多种力量，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由主要依靠草原经济变为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和商业支持；其四是学习榜样。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学习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华，再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用人政策。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
用“汉法”治理邢州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是从邢州开始的。《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刘秉忠与张文谦同为邢州人，他们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此次治邢人选，除脱兀脱外，张耕、刘肃、赵良弼等皆汉人，故邢州之治，实为潜邸中汉臣的初步贡献。《元史·张文谦传》也记载说：他们“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口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忽必烈大喜过望，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汉法。
治理河南地区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仍是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忽必烈有鉴于此，便请求蒙哥汗允许他在河南、陕西“试治”，以图挽救。《元史》记载：“壬子……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守城以备之。”河南经略司设置的意义和邢州安抚司不同。前者旨在开斥边徼，后者意在爬梳芜秽。所以他们在河南的主要措施，也具有军事意义，但主要仍不外恢复汉法以代替扰民的习惯法。史天泽等人推行的汉法，其一是“选贤才举幕府以清其源”，即对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其二是“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通过设置监察官员，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整顿。其三是调整赋税政策，减轻经济剥削，这是实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其四是推行纸币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其五是在沿边地区西起邓州，东连陈州、桃源，屯田守边，设立粮仓，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出于途商免其露处；观民俗则庶而有教，察军志则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战。威行惠布，阳开阴肃，内外修治，略无遗策，河远流润，卫亦复承平之旧，宋为堕其北门矣!”
治理关中河南是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当时关中混乱的情形一如河朔。“关中新被兵，城郭萧条，不见人迹。残民往往鼠伏山谷间，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强梁啸聚，伺隙相攻”。元宪宗三年（1253），蒙哥“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受封关中。当时京兆8州13县户不满万，而蒙古驻军除杀人越货、抢劫民女外，又在城内大修府邸，经营安乐窝。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忽必烈果断地分派诸将到诸州去戍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宣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1254年）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忽必烈向汗廷要求“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即首先保证军费来源，加强边防守卫；又设置屯田，以其收入供应军食。派王府尚书姚枢设京兆宣抚司，先是任命有经验的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后又任命年轻官员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以姚枢为劝农使，督民耕植；许衡为京兆提学，兴办教育。立行部于秦州以任转漕，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同时废除荼毒平民的羊羔利；贯彻解放奴籍儒生的命令；延访耄宿，待以师友之礼。元世祖后像（选自《大汗的世纪》）数年间，先后任用杨惟中、廉希宪把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的关中，整顿得焕然一新，改善了政治，繁荣了经济，从此“关陇大治”。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地区的治理既是他用汉法治汉地的开端，也为他将来治理全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仅使忽必烈的势力与声望与日俱增，而且对此后忽必烈战胜蒙古保守势力、统一中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皈依萨迦，南征大理大理国是以白族封建主为主体、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都城在今云南大理。国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加上四川的西南部。唐朝末年，南诏改国名为“大礼”。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这就是戏剧小说中经常提到的第一代“段王爷”。到忽必烈南征时，大理国已经有300余年的历史了。末代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懦弱无能，朝廷大权完全把持在权臣高祥、高和两兄弟手里。
元宪宗二年（1252）七月，蒙哥汗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忽必烈。第二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及诸王50余人和汉族谋臣子聪、姚枢、郝经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吐蕃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也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做贡献。这是吐蕃归附蒙古汗国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为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元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
元宪宗三年（1253）九月，忽必烈在忒剌（今四川松潘）召开南征大理的军事会议。其军事总督为兀良合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进入吐蕃地区，忽必烈自率中军随之穿过吐蕃，诸王木哥、塔察儿、阿必失哈等则率东路军由白蛮向大理趋进。由于得到吐蕃僧俗百姓的支持，忽必烈的三路人马顺利地通过了雪域高原，又在吐蕃向导的带领下顺利地翻过雪山草地，横渡大渡河，进入大理，三路兵马在金沙江东岸会师，10余万大军一齐向大理城逼近。专权的高祥、高和兄弟挟持段王爷弃城逃走，百姓献出城门，蒙军进入大理城。忽必烈命诸王守卫大理，亲自率军出龙尾关（下关），进抵赵睑。命诸将追击高祥，将其擒斩于姚州。兀良合台父子率军追击段兴智，段兴智投降，大理全境平定。忽必烈任命任时中为宣抚使，班师北还。五月，回到六盘山。
修建开平城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名为“开府”，其实也就是多立了几个帐篷。10余年来，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要迁到抚州或奉圣州，不少汉臣纷纷建议忽必烈建造一座新城。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令子聪师徒负责勘察地形，参照各国都城的样子，修建一座新城。子聪和尚与谢仲温认为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是一块风水宝地，宜于建城。忽必烈就任命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具体负责修城工作。
新城建成后，有人建议：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可定名为“开平”，暗含“开天下太平之世”之意。当年夏天，忽必烈就将金莲川幕府迁移到这里，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的一个参谋本部。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蒙哥理算忽必烈大张旗鼓地行施汉法，在漠南汉地的权力和势力迅速膨胀。征服大理后，他回到金莲川，又令刘秉中等营建宫城，以为驻跸之所，定名为开平府（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50里）。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对忽必烈的做法极为不满。这一斗争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春突然趋于激烈。据《元史》卷159《赵良弼传》记载：“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蒙哥汗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派遣其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京兆、河南等地全面清算钱谷，设钩考局，大行钩考（清查）财赋。这次钩考，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清查的对象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阿蓝答儿等颁布了清查条例《一百四十二条》，几乎所有忽必烈藩府的旧臣都被罗织在内。由于姚枢献计献策，才使忽必烈躲过了这场灾难。
宗教大辩论蒙哥即位后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景教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后来又封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成吉思汗的支持，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佛教徒，甚至将400余所佛寺改为道观。与此同时，有些所谓“道教学者”又编造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广泛散布，甚至“上播朝廷”，“遍散朝廷近臣”。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宪宗四年（1254），蒙哥令阿里不哥主持了一场宗教辩论会。据《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当时蒙哥派了3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鲁不鲁乞则乘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全真派道士只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认为欧洲传教士所说的“上帝”，也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对于全真派以势压人的做法，蒙哥大汗也不认可，当阿里不哥向他汇报了宗教大辩论的结果时，他曾于1255年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佛教代表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命令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元宪宗七年（1257）秋天，蒙哥南下，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次年初，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志常已经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余人。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200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子聪和尚因已皈依佛门，只以旁听身份参预了这次佛道大辩论。规定双方各有17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17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17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结果道家失败，如约行罚，派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带到龙光寺削发为僧，焚毁道教伪经45部。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237区，命归佛教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