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定宗纪》记载：元定宗贵由是太宗窝阔台长子，其母为六皇后乃马真氏。生于1206年，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到窝阔台去世的1241年，他已经36岁。
汗位虚悬与乃马真氏摄政《史集?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记载了乃马真氏摄政的原因：“当窝阔台合罕去世时，他的长子贵由还没有从远征（钦察草原）中回来。”不久，另一位有影响的汗妃也去世了，于是乃马真氏“便狡诈地擅自夺取了国家政权，她用各种馈赠笼络亲属和异密们的心，他们全都倒向她那方面，听她摆布”。根据这一说法，乃马真氏摄政属于“擅自夺取了国家政权”，这是元帝国初期出现的一次政变夺权活动。《元史·后妃传》的记载则十分简单：“岁辛丑十一月，太宗崩，后称制摄国者五年。”并没有分析她长期“称制摄国”的原因。
脱列哥那乃马真氏本是蔑儿乞部首领的妻子，成吉思汗灭掉蔑儿乞后，将她赐给窝阔台为妻。相继生下了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等人。窝阔台共有7个儿子，除合丹、篾里为妾妃所生外，长子、二子、三子、四子、五子皆为乃马真氏的亲生子。“母以子贵”，这正是她“称制摄国”的资本。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称制摄国者五年”，除开始得到了当时宗室元老察合台的支持外，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她笼络收买了亲属和众大臣；二是由于蒙古汗国的男子长年出征在外，汗国的生产、生活管理乃至国事处理往往由妇女负责，由皇后主政也能被多数人接受，于是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乃马真氏、海迷失婆媳的长期执政，历史上称为皇后专权时期；鎏金铜菩萨像（选自《成吉思汗》）三是由于乃马真氏的几个儿子手握重兵，在蒙古汗国举足轻重，“在贵由汗到达母亲处以后，他也完全没有过问国事，脱列哥那哈敦照旧进行统治”；四是乃马真氏与后来的长王拔都在汗位人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大蒙古汗国的选汗大会迟迟不能举行。正因为如此，大蒙古汗国汗位虚悬的时间才延长了近5年，这也是乃马真氏“称制摄国者五年”的一个客观原因。
打击汉法名臣，重用西域商人乃马真氏既没有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又没有窝阔台的睿见英识。作为一个女人，她小肚鸡肠，只知道报复私怨；作为一位皇后和贵族的代表，她又只知道搜刮财物，尽情享乐。她并非一个合适的大国执政者，但在她执政期间停止了对外的征服战争，这对于即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来说倒是一个福音。
《史集?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记载，乃马真氏执政期间，重用西域女俘法提玛，包括封疆大臣所办的军国大事都要通过她做中介，并“按照这个心腹的意见，撤掉了在合罕时被委以重任的异密和国家大臣，并任命了一批不学无术的人来代替他们的职位”。这实际上是蒙古汗国初期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和治国方针的斗争。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第7册中将这一事件视为“回回法派”与“汉法派”的一次较量，实际上这场斗争早在窝阔台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元史·太宗纪》记载：太宗十一年（1239）“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课银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这件事在蒙古汗廷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这件事是一位译史向丞相镇海建议的，是将中原课税从110万两增至220万两，即增加了1倍，同时又允许他加倍征收，税额高达440万两，中原百姓的负担一下了增加到4倍。因此汉法派重臣耶律楚材不顾一切地面折廷争，在窝阔台大汗面前“声色俱厉，言与涕俱”。但争论的结果是，窝阔台“姑令试行之”，耶律楚材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了。
脱列哥那执政之后，奥都剌合蛮更是如鱼得水。她听信法提玛的意见，为了进一步让奥都剌合蛮独揽大权，又罢免了大宰相镇海和财政大臣马合木?牙剌瓦赤。镇海等人被罢官后，乃马真皇后对奥都剌合蛮的信任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将汗廷的印章和空纸交给他，让他自行填写。耶律楚材坚决抵制，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乃马真后这才收回了成命。不久，她又颁发了一道旨意，说：“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耶律楚材说：“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预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断手乎!”耶律楚材如此强硬地与脱列哥那对着干，自然引起六皇后的反感。由于独木难支，不久耶律楚材即忧忿而死，年仅55岁。
脱列哥那乃马真氏掌权的几年，“由她发出有关国家的命令，撤换了一切大官。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掠取鹰鹘，驰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1242）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将蒙古汗国搞得内外交困，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