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传》第四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南唐立国三十九年，前后经历三主：烈祖（亦称先主）李，中主（亦称元宗）李，后主李煜。假如将他们祖孙三代的成败得失，用一个坐标图来显示，其轨迹的走向正好相反：论文学才华，一代胜过一代；论治国业绩，则一代不如一代。

“茕茕一身，不阶尺土”的李，一生呕心沥血，“创化家为国之事”，兵不血刃，智取吴国，并把分布在江淮地区的三十五州、军土地，惨淡经营成实力雄厚的江南强国。直到南唐升元七年（公元943年）他临终之前，皇家的一个仓库德昌宫还积蓄价值七百余万钱的军械、金帛。由于拥有雄厚的物力和财力，李曾一度踌躇满志，养精蓄锐，广泛网罗中原降将，暗中刺探后晋虚实，谋划趁辽朝扶植的“儿皇帝”石敬瑭政局紊乱之机，出师北伐，统一天下。遗憾的是，李壮志未酬，便猝然病死。

李在弥留之际，深感既已错过了征战的有利时机，就切忌再贸然用兵。于是，他在升元殿病榻上紧紧握着长子李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一定要固守成业，力保社稷，善交邻国。为使李永远铭记这临终遗训，在咽气之前，他又忍痛用牙齿将儿子的手指咬破，以微弱的声音发出最后的忠告：“勿忘吾言！”。

李即位，改元保大。最初尚能萧规曹随，息兵睦邻，慈仁恭俭，礼贤纳谏。一次，他在宴席上喝得醉意朦胧，语无伦次，还命俳优杨花飞唱《水调词》宥酒。杨花飞乘机以诗讽谏，引而不发，连唱四遍“南朝天子爱风流”，反复在这一句歌词上大作文章。自幼熟读唐诗的李，一听便知这是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

李想起这首咏史诗，犹如冷雨淋头，顿时清醒。当即覆杯大喜，重赏杨花飞金帛，以表彰他敢于犯颜直谏，并深有感触地说：“假如当初孙皓和陈叔宝两位末代君主，能以酒色为戒，也许可以避免国破家亡，面缚衔璧之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朕当铭记于心矣！”

可惜，志大才疏、迂腐轻率的李，未能持之以恒，加之用人失误，遂使朝无贤臣，臣无良策。在丞相宋齐丘的庇护下，把持朝政的是少数器小识浅、浮华轻佻的宠臣，即被时人讥为“五鬼”的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查文徽。这伙善辞令、无实学之徒，虽然疏于经邦治国，却以党同伐异、身跻高位为能事。

冯延巳当初任齐王李元帅府掌书记时，就以才艺自负，狎侮同僚。他曾当面嘲讽开国老臣孙晟：“尔有何能？竟然官居丞郎！”孙晟愤然反唇相讥：“吾乃山东一介安分守己的书生，论鸿笔藻丽，十不及君；论诙谐歌酒，百不及君；论谄佞险诈，永生永世不及君。吾虽无能，可于国于民无害；尔有能却足以祸国殃民。”孙晟极度鄙视冯延巳的人品，说他是“金碗玉杯而盛狗矢”。

翰林学士常梦锡对这群奸邪小人早有察觉，一再提醒李勿因用人不当误国。李不纳其言，他又直言相告：“大奸似忠。陛下如不觉悟，家国终将化为废墟！”李将常梦锡的逆耳忠言当耳旁风，在“五鬼”的蛊惑下，仰仗李的余烈并改变李的成策，悍然发兵闽、楚，步入了治国歧途。

南唐保大二年至五年（公元944—947年），闽国祸起萧墙，王氏兄弟为争夺王冠干戈相寻，自相残杀。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战祸闹得闽国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以“大唐苗裔”自诩的李乘隙发难，派枢密副使查文徽率兵到南唐与闽交界的边境地区探察，接着又命其攻打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在苛政、重敛、兵燹下久受熬煎的建州民众，急于苦海逃生，纷纷接应南唐官兵，主动为他们伐木开道，筹集粮秣，充当向导。闽军因为失道寡助，腹背受敌，士气沮丧，节节败退。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建州陷落，闽天德帝王延政被押解金陵蜂。李先封他一个羽林大将军的空衔，接着改为安化军节度使，外放饶州（今江西鄱阳）软禁。过了几年又晋封“自在王”（后改封“光山王”），过起了不自在的降王生活，直到老死。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泉州（治晋江，今福建泉州）、漳州（治漳浦，今福建漳州）等三州军政首领见势不妙，先后献城投降。南唐官兵从而轻取了除福州（治闽县，今福建福州）之外的全闽版图。控制福州的闽国守将李仁达佯称归附南唐，被李授以威武军节度使。

出人意料的是，建州奏捷以后，南唐竟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将帅纵兵烧杀抢掠，闽国百姓对此大失所望，遂与南唐官兵反目成仇。对于闽国各州归附的降官降将，南唐君臣也极尽猜忌、排挤之能事，从而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这时，被眼前胜利冲昏头脑的南唐枢密使陈觉，为了早日取得全闽土地，向李请命舌战李仁达，扬言不劳寸刃，可使李仁达拱手入朝至金陵俯首听命。李为其巧言所惑，遂命他为宣谕使，冯延鲁为监军使，前往福州招抚李仁达。陈觉到了福州，对李仁达颐指气使，威胁利诱；李仁达针锋相对，毫不退让。陈觉恼羞成怒，归途矫诏兴师征讨，枢密副使魏岑闻讯也率兵助剿。李仁达被逼走投无路，只好求救于吴越国君钱弘佐。钱氏深恐南唐占据全闽土地，会使吴越陷入东面临海，北、西、南三面被南唐包围的危险进地，因此不顾山高水险，毅然派兵从陆海两路增援李仁达，与南唐兵马交战于福州城下。由于冯延鲁之辈刚愎自用，指挥不当，南唐惨败，副将孟坚以下两万多人丧生，丢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吴越顺利占领福州。冯延鲁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拔出佩刀欲刎颈自尽，经左右制止未遂，却为他人弹劾留下了口实。

李迫于朝野的舆论压力，不得不以陈觉矫诏、冯延鲁用兵失策为由诏斩，经同党宋齐丘等多方营救得以免死。李为了安抚朝野，又下诏罪己，承认对闽用兵是“上违天意，下夺农时”，“咎将谁执？在予一人。”即使如此，刚直不阿的朝臣依然不甘罢休，继续上书弹劾，矛头直指冯延巳等人。御史中丞江文蔚以最激烈的言词上书李，猛力抨击“四凶”结党营私，窃权弄柄，欺君罔上，祸国殃民，其《劾冯延巳、魏岑疏》曰：

江文蔚在上疏之前，虑及后果不堪设想，便先在江中备妥小舟，以送老母远走他乡。果然，李览疏龙颜大怒，怪罪江氏诽谤朝臣，将他贬谪江州（治德化，今江西九江），降职为司士参军。江文蔚因祸得福，声名由此大震，江南士人争相抄其疏文，纸价随之昂贵。为了平息众怒，李不得不对“四凶”治罪，降冯延巳为太子少傅，贬魏岑为太子洗马，将陈觉流放蕲州（今湖北蕲春），冯延鲁流放舒州（今安徽潜山）。一年之后，又召江文蔚回朝任职。

再说闽国原漳州守将留从效投降南唐以后，李下诏在泉州设立清源军，并授留从效为节度使，领漳、泉二州。留从效表面上言听计从，暗地里却与李分庭抗礼。南唐君臣发现他阳奉阴违，图谋不轨，便派监军带兵坐镇防范。双方平日貌合神离，尚可相安共处，但一有风吹草动，则冲突骤起。就在南唐败兵福州，无暇顾及清源军之时，留从效趁势向南唐派驻漳州的监军发出强硬通牒：“卑职所辖漳、泉二州，东濒惊涛险浪的大海，南接岭南瘴疫之乡，西连猿径鸟道的莽林，州内地瘠民贫，加之近年战事频仍，农桑废弛，夏征冬敛，仅能自赡，岂劳大军久戍于此！”下过这道逐客令，还没等南唐官兵作出反应，留从效就于次日设宴“饯行”。南唐监军迫于无奈，只好卷旗率部离去。李见武力制约失效，又改变策略以官爵笼络，授留从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晋江王，默许他在清源军称霸。

南唐在征闽的战争中虽然有伤元气，但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不改拓土扩疆的初衷，梦想吞并天下。当年，礼部官员奏请举行祭天大典时，他说：“不急，俟天下为一，然后告谢天地。”一次赐宴，魏岑竟异想天开地面奏李：“臣少时游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曾为当地风物所陶醉。待他日陛下平定江北，还都长安，臣乞任魏博节度使。”李欣然应允，魏岑即刻拜谢。于是，利令智昏的南唐君臣，又乘西邻楚国马氏子弟同室操戈之机，发兵攻楚。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李派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刺史兼湖南安抚使边镐率兵自袁州萍乡（今江西萍乡）袭取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昌）节度使刘仁赡率水师攻取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接着又占领了五岭以北的楚国所辖各州。

攻下潭州之后，李以边镐为武安军节度使镇守都城，将马氏宗室举族迁往金陵加以羁绊。楚国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各地的降将并不甘心寄人篱下，仍是南唐的潜在威胁。而在弹冠相庆版图几乎扩大一倍的南唐君臣，对此却掉以轻心。恰在这时，觊觎楚国疆土的南汉，突然出兵袭取桂州（至今广西桂林），大败南唐守军。边镐军中的藩国降将孙朗，因不满粮料克扣军粮，乘机发动兵变，冲出都城，投奔朗州（治武陵，今湖南常德）。

朗州守将刘言也是楚国降将。南唐灭楚，他与王逵、周行逢拥兵自重，抗命不朝，伺机反叛举事。对于以战胜者自居的南唐官兵，在楚国各地横冲直撞，大肆搜刮，将金帛、珍玩、仓粟，以致精美的舟舰、亭馆、花木，车装船载，运往金陵的举动耿耿于怀。特别是四出差人强征赋税，以赡军用的行径更加不满。于是，他利用楚民反抗心理，首先起兵攻占潭州，继之又联合楚地兵民收复了岭北失地。

南唐用兵闽、楚，得不偿失。伐闽之战，就将李生前积蓄的财力物力消耗过半。掌管宫廷计财的杜昌邻，查阅了入不敷出的帐簿后伤心大哭，痛言“国事去矣”！及至伐楚，库存更加羞涩，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增赋加税。这有南唐君臣的一番戏言为证。据说，有一次李与侍臣同游后苑，遥望钟山云雾弥漫，便说：“雨即至矣！”宫徒优李家明在一旁插言道：“雨虽来，必不敢入城。”李听后感到奇怪，连忙追问原因，李家明幽默地回答：“惧陛下重税。”劳民伤财的战争结局，终于使李头脑清醒过来。当臣下向他进言：“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

南唐用兵闽、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还在于，真正错过了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正是在此期间，崛起于塞北、辖境广袤的辽朝，实力空前强大。对中州大地垂涎已久的太宗耶律德光，面对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实际上石氏比耶律氏大九岁）当初拱手奉送的“燕云十六州”和每年进献的三十万匹绢帛，产生了得寸进尺的念头。他如今想的是如何鲸吞后晋的全部领地。南唐保大五年（公元947年），即石敬瑭死后第五年，耶律德光发兵南下，攻克汴梁，废掉石敬瑭的侄儿、对辽称“孙”而不称“臣”的晋出帝石重贵，将后晋宗室成员强迁辽建州（今辽宁朝阳）禁锢，自己身穿绣龙黄袍，头戴冕旒，按照汉家天子的登极仪式坐上龙椅，接受辽朝百官和后晋降臣朝贺，宣布大赦。

耶律德光入主中州以后，以“牧马”为由，放纵官兵到处烧杀抢掠，还美其名曰“打草谷”。铁骑过后，满地废墟，遍野哀鸿。辽兵凶狠残暴的野蛮行径，激怒了后晋不堪任人宰割的广大兵民。他们同仇敌忾，奋勇抗争，如燎原烈火燃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些不甘俯首听命于辽朝的后晋官员，如密州（治诸城，今山东诸城）刺史皇甫晖，棣州（治今山东东营西北）刺史王建，以及淮河北岸许多重镇的戍将，都先后投奔南唐，请求李出兵，光复中原。

南唐朝中有识之土，也主张乘后晋政局紊乱兴兵北伐。虞部员外郎韩熙载，是后唐平卢（镇青州，今山东益都）节度副使韩光嗣之子，其父因涉嫌兵变，为明宗所杀。韩熙载恐遭株连，逃往南唐避难。南行之前，他向为他送行的好友李谷明志：“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此时虽然他未居相位，但也时刻尽心竭力，为南唐捕捉出征时机。为此，他在给李的紧急奏疏中强调：陛下久怀经营天下大志，欲振长缨以扫六合，再现贞观盛世，今逢其时。不然，辽帝北归，中原有主，则宏图难展矣。紒紣矠可惜南唐久陷伐闽征楚的战争泥潭，元气大伤，力不从心。尽管在耶律德光慑于中州兵民威力，北撤病死途中以后，李命忠武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筹划北伐，但终因财力物力匮乏，迟迟没能行动，致使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掌握后晋国柄，建立后汉，南唐从而坐失良机。李悔恨交集，痛感未能趁后晋国势垂危，“命将兴师”，经略中原土宇，而有负于先主遗愿，吞食了“劳师海隅”的恶果。

正当南唐国势式微、每况愈下之时，中原五代中的最后一个王朝，即取代后汉的后周，经过太祖郭威的锐意改革，政通人和，国富兵强，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不幸的是，郭威壮志未酬，便于后周显德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溘然病逝。他的养子、晋王柴荣即位，做了后周的第二代皇帝，是为世宗。

这时，柴荣正值奋发有为的中年时代，他不愿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谨守先帝遗业的太平天子角色，而要做一个荡平割据、重整山河的风云人物。于是，他怀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紒紥矠的雄心，着手谋划统一大业。但从何处入手，却举棋不定。他连续多日，为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的进军方略所困扰。

一日，放朝之后，柴荣把宰相范质、王溥☆谷等重臣留下专议此事。他说：“朕观历代君臣经邦定国之道，深感治国平天下着实不易。朕近来亦常为此事烦恼，难安寝食。更使朕不安的是，自后唐、后晋以来，叛将悍臣，篡窃频仍。南唐、后蜀、契丹、北汉诸邦割据，迄今尚无归顺中州之意。朕昼夜熬煎，苦乏良策，拟命朝臣为统一天下献计献策，各呈《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开边策》两篇，供朕择善而从，不知诸位意下如何？”范质等人异口同声拥护此举，柴荣遂命有司宣谕照办。没过几日，二十多位近臣的四十余篇策论，就送到了柴荣的御案上。

柴荣伏案逐篇披阅，印象多是隔靴搔痒的平庸之作，通篇除了“修文德”、“重武备”之类空洞词句外，很难找到有益千秋大业的真知灼见。只有给事中窦仪、中书舍人杨昭俭主张用兵江淮的言论尚合心意，但又缺少切实可行的谋略。正当他大失所望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篇谋断精当的《平边策》：

这是一篇观前代“失之由”、谋当朝“平之术”的策论。它首先指出，“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是唐末以来天下分裂割据的根源；进而论及要再造一统江山，必须尽反前代之失，只有选贤任能，赏功罚罪，恭俭节用，轻徭薄赋，才能富国强兵；接着又陈述了统一南北的战略步骤：先在沿淮河二千余里长的边界线上，用轻兵四出袭扰，诱使南唐多处出兵，令其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待其兵疲财竭，再出大军攻取淮南，饮马长江，随后马不停蹄，渡江南征。灭掉南唐，巴蜀‰南诸国必然痛感户破堂危，一骑飞书即可使其不战而降。待南征大获全胜，再挥师扫荡契丹、北汉，如此一统天下便唾手可得了。

这篇策论所言正中柴荣心怀，因为它讲得有理有据，可依可行，回答了他思而未解或解而未决的一些难题。柴荣没有读完全篇，便拍案叫绝！他迅速将目光跳过策论临近尾声的“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一类谦词套语，久久地停在文末署名“比部郎中臣王朴”七个字上。于是，他当即召见王朴，命其详奏。随后又宣谕群臣举行廷议，按照王朴在策论中所谏，制订了统一方略：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并选择位居地理要冲的南唐，作为平定江南的突破口。王朴因此而得到柴荣重用，不久被擢为枢密使，协助柴荣运筹帷幄，成为一代具有传奇色彩的文臣。

王朴死后，柴荣下诏将其画像祀于宫中功臣阁。他的卓著政绩，连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敬畏三分。据说，赵匡胤即位后，一次路过功臣阁，时值风开半门，与王朴画像打了个照面。赵匡胤连忙整理御袍襟领，肃然鞠躬。左右不解，便问：“陛下贵为天子，朴乃前朝臣子，何以对他施礼？”赵匡胤手指御袍说：“倘此人在，朕不得着此袍。”

柴荣经过多方准备，特别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先后挫败北汉东进的图谋，攻下后蜀四州秦（治今甘肃秦安）、凤（治今陕西凤县）、成（治今甘肃成县）、阶（治今甘肃武都）之后，于后周显德二年，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冬下诏：朕自缵承基构，统御寰瀛，方当恭己临朝，诞修文德，岂欲兴兵动众，专耀武功！顾兹昏乱之邦，须举吊伐之义。蠢尔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迟，接黄寇之纷乱，飞扬跋扈，垂六十年，盗据一方，僭称伪号。幸数朝之多事，与北境以交通，厚启戎心，诱为边患。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据安陆，李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攻侵高密，杀掠吏民，迫夺闽、越之封疆，涂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启运，东鲁不庭，发兵而应接叛臣，观衅而凭陵徐部。沭阳之役，曲直可知，尚未包荒，犹稽问罪。尔后维扬一境，连岁阻饥，我国家念彼灾荒，大许籴易。前后擒获将士，皆遣放还；自来禁蕺戢边兵，不令侵挠。我无所负，彼实多奸，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世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

今则推轮命将，鸣鼓出师，征浙右之楼船，下朗陵之戈甲，东西合势，水陆齐攻。吴孙皓之计穷，自当归命；陈叔宝之数尽，何处偷生！应淮南将士军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闻声教，虽从伪俗，应乐华风，必须善择安危，早图去就。如能投戈献款，举郡来降，具牛酒以犒师，奉圭符而请命，车服玉帛，岂吝旌酬，土地山河，诚无爱惜；刑赏之令，信若丹青，苟或执迷，宁免后悔。王师所至，军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时雨。百姓父老，各务安居，剽虏焚烧，必令禁止。自兹两地，永为一家，凡尔蒸黎，当体诚意。

柴荣在这篇诏书中，详述了攻伐南唐的理由——攻闽伐越，涂炭湘变，接纳叛臣，勾结契丹，“罪恶难名，人神共愤”。接着便以宰相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以忠武节度使王彦超为行营副都部署，偕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员大将，带领浩浩荡荡的大军直指南唐北疆的门户寿州。其后，又连续两次御驾亲征，深入江淮腹地。

是时，文恬武嬉的南唐君臣，依然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对后周蓄谋发动武装进攻完全丧失了警惕。当初，南唐对于中原王朝可能兴兵南下还是有所戒备的。南唐与后周以淮水为界，每逢冬季淮水河道浅涸，为了防犯周军突袭，南唐在淮水南岸沿线重镇都要增兵戍守，俗称“把浅”。近几年，由于沿淮边境平安无事，寿州监军吴延绍战备思想日渐淡薄，认为“把浅”是虚耗军饷粮草，便下令撤走沿淮戍卒，遂使北部边防空虚。

等到后周将士大举渡淮，南唐君臣才仓促布阵，迁翰林承旨殷崇义为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命神武统军刘彦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咸师朗为副手，将兵赶往寿州（今安徽寿县）御敌。又匆忙派人携带蜡丸密书出使辽朝，请求耶律出兵尾追后周兵马南下，双方奋力夹击。不料，南唐使者中途为后周探马截获，联辽破周大计未成。后周也极尽挑拨离间南唐与契丹的关系。契丹国主在此前后委派其舅父前来交聘特产方物，南唐遣使到边境迎接，并在清风驿馆舍举行夜宴接风。此事被后周将领荆罕儒探知，重金收买剑客化装行刺，割去契丹特使首级。契丹国主中计，迁怒南唐背信弃义，遂与南唐断绝来往。

后周兵马攻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淮南军事重镇寿州。由于这座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又有智勇双全的南唐名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把守。可惜，贪功轻敌的刘彦贞和有勇无谋的咸师朗到寿州后，不顾刘仁赡有理有据的劝阻，贸然带兵出城硬拼，结果全线溃败，刘彦贞死后，咸师朗被俘。刘仁赡只好闭城严守，李谷久攻不克。多谋善断的柴荣，惟恐攻城旷日持久，师劳兵疲，士气低落，便当机立断，毅然改变战略：孤立寿州，围而不攻；调集精锐，袭取他州。

滁州（今安徽滁县），位居淮之南、江之北，环城皆山，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对后周来说，它是渡淮南下的重要门户；对南唐来说，它是拱卫京师的西北屏障。特别是城外清流关易守难攻，两侧山崖陡峭，只有一条小路从关下通过。可谓一夫荷戈，万夫莫当。因此，柴荣选定滁州为又一战略目标，同时委派禁军统帅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领数千精兵强攻。李则诏示有“江南一柱”美称的名将皇甫晖领兵十万固守。双方首次交战于清流关外，后周兵马因为初来乍到，不熟地形，闯关失利。赵匡胤传令停止进攻，暂行后撤，策划改日再战。皇甫晖也鸣金收兵，率领大队兵马回城养精蓄锐，只留少数官兵把守关口，酝酿他日再决雌雄。

鏖战前夕，赵匡胤面对险关重兵，内心颇为焦虑。他信步走出营帐，向附近村民探问当地山川形势。从村民口中得知，村内有一学究足智多谋，似通兵法，或许能为他攻关破城助一臂之力。赵匡胤闻听大喜过望，当即登门拜访。学究深为赵匡胤礼贤下士的诚意所感动，二人交谈起来甚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相识恨晚之慨。

谈话中间，学究问：“皇甫晖威名流布南北，将军与之相比如何？”

赵匡胤如实回答：“在下非其对手。”

学究又问：“将军的兵力与皇甫晖的兵力相比又如何？”

赵匡胤答：“彼众我寡，难以相提槽。”

“两军初战胜负又如何呢？”

“彼胜我败，畏其乘胜出击，故问计于君也。”

学究对赵匡胤说：“不才胸有一计似可助将军转败为胜，因祸为福，但纯属刍荛之见，不知当讲否？”

赵匡胤应声施礼道：“仁兄请讲，末将愿洗耳恭听。”

“关下山的背面有一条羊肠小路，蜿蜒逶迤直通山前，路面荆棘杂草丛生，常年无人涉足。就连皇甫晖麾下将士，也无人知晓。倘若沿此路翻山偷袭州城，可以攻其不备，出奇制胜。况且，眼下西涧涨水，南唐官兵又正陶醉于初战告捷的小胜之中，全军上下麻痹轻敌，恰是将军突然袭击的有利时机。假如将军由山后小路率众直抵西涧，再泅水向城下猛扑，便可攻下州城。此乃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也。”

赵匡胤听罢深以为是，当即许以重金，恳请学究代聘向导。学究表示，士为知己者死，愿鼎力相助，玉成此事。

这位学究就是赵匡胤得天下后，传说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名相赵普。

赵匡胤返回营地，传令全军午夜开拔，轻装潜行熄火禁声，违令者斩！当偷袭的后周官兵突然出现在清流关口，皇甫晖闻讯惊慌失措，忙令滁州城外的南唐将士退回州城，收起吊桥固守。赵匡胤跃马麾兵，紧追不舍，直抵滁州城下。皇甫晖为了稳定军心，站在城楼上向赵匡胤叫阵：“人各为主，有胆者当列队布阵以决胜负。”赵匡胤成竹在胸，爽快应战。皇甫晖整队率众复出州城拼杀，赵匡胤迅即上前迎战。只见赵匡胤飞身跨上坐骑，一手紧勒马衔，一手挥舞利剑，如猛虎下山一般扑向皇甫晖并大声疾呼：“吾今日专门擒拿皇甫晖，他人均非本帅仇敌，请速让开！”吼声未落，已冲到皇甫晖面前。两人没战几个回合，赵匡胤就用利剑击中皇甫晖头部，迫其翻身落马，为蜂涌而上的后周官兵生擒。南唐守军见主帅败阵，顷刻大乱，滁州遂被攻克。

滁州奏捷，赵匡胤又指挥所部兵马乘胜东进，配合韩令坤先后攻下南唐东都扬州和与之毗连的泰州。

在滁、扬、泰三州陷落前后，李感到势态严峻，先派遣泗州牙将王知朗携带他的亲笔书信，前往徐州面呈柴荣，乞求退兵。信中说：“唐皇帝奉书大周皇帝，请息兵修好，愿以兄事帝，岁输货财以助军费。”尽管李对柴荣尊“大”称“兄”，纳贡求和，但柴荣没达目的，岂肯罢休？他对李的议和书信置之不理，继续进兵。于是，李又提高使臣级别，改派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李德明两位能言善辩的大臣，再以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千匹，外加犒劳将士的御服、茶药，牛五百头，酒二千斛为见面礼，到后周统帅大营求见柴荣，甘愿称臣纳贡，以求罢兵。

宏图未展的柴荣，此时锐气正旺，面对即将到手的淮南全境，他怎忍心功亏一篑？特别是后周大军攻占扬州之后，他驻跸孝先寺，读到南唐枢密使殷崇义为该寺撰写的碑文赞叹不已，深为江南朝臣的文采所倾倒，产生了招纳和驾驭南唐文官治国的奇想。因此，李进贡也好，犒军也罢，都不能促使柴荣偃旗息鼓，坐下来同失败的对手议和。然而，为了显示后周天子的威严，柴荣还是决定接见南唐来使。这与其说是会晤，毋宁说是震慑。接见这天，柴荣传谕下属要把气氛弄得剑拔弩张，险象逼人。当钟谟☆德明穿过枪林刀丛，毛骨悚然地进入大帐，刚刚呈上国书和礼单，还没来得及开口陈述来意，柴荣就厉声责问：

“听说李常以唐室后裔自居，那他就该通晓礼义，有别夷狄。他与朕虽然只有一水之隔，可是他从未派过一介使者与朕修好。更使朕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舍近求远，遣使乘桴，泛海通好契丹，图谋南北联手，扰乱中原。试问，弃华事夷，礼义安在？如今惧我大军压境，他才派尔等前来游说罢兵，这真是异想天开！朕岂能为尔等花言巧语迷惑？尔等回去转告李，朕要他亲自速来请罪。如其不然，朕将挥师直捣金陵，登城观景，并借南唐府库财物慰劳我军将士。到那时，尔等君臣将悔之晚矣！”

钟谟☆德明听罢这番危言，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哪里还敢奢望舌战？只有惟诺退下，另谋他策。

李招架不住柴荣的步步进逼，又派右仆射孙晟偕礼部尚书王崇质前往徐州向柴荣乞和，首次提出称臣奉朔，并献金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柴荣对此举不屑一顾。

不久，两批来使共同求见柴荣，提出李以取消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六州土地，年贡金帛百万为条件，换取后周撤兵。柴荣认为：如今淮南之地已半为后周所有，各路兵马正乘胜前进，频传捷报。尽得江北之地已指日可待，岂能半途而废？于是断然拒绝。

双方经过艰难的谈判，柴荣答应李德明、王崇质回金陵复命，向李讨取“尽献江北之地”的“国书”，钟谟、孙晟则作为人质留在柴荣驻地。由于李听信枢密使陈觉和枢密副使李征左等人的谗言，李德明被加以“卖国求利”的罪名斩首于金陵。柴荣不见李答书，遂令后周兵马继续进攻南唐所辖州县。部署停当之后，柴荣打道回朝理政，并将钟谟、孙晟带回汴梁软禁。

李求和不成，乃做困兽犹斗之搏。先是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陈觉为监军使，边镐为应援都军使带兵增援寿州，进行拼死抗争。后来发现驾部员外郎朱元奏事论用兵方略精当，又命其挂帅收复淮南失地。

此时，淮南地区的民心向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初，后周军队攻占南唐一些州县，尚能体现仁义之师的风度，极少出现扰民之事，各地民众争奉牛酒迎劳。时间一久，军纪松弛，将帅忽略了对士兵的督查，抢掠奸淫等害民之举屡见不鲜。民众大失所望，奋起保卫家园，纷纷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称为“白甲军”。后周军队进剿，多为所败。他们的义军，有力地支援了南唐军的战事，使后周占领的土地，复为南唐所有。

后周虽然在南征中暂时受挫，但双方争夺的焦点寿州周围仍布有重兵，久围不下，致使城中暴犯荒，南唐守军士气低落。恰在此时，坚守城地的名将刘仁赡又身患重病，其幼子刘崇谏感到前景无望，乘机夜逃被守军抓获。刘仁赡为严肃军纪，大义灭亲，下令按军法从事，斩首示众。

后周显德四年，南唐保大十五年（公元975年），柴荣接受李谷的病中奏疏，再度亲征淮南。鉴于前次亲征屡遭南唐水师重创，柴荣返回汴梁后决意建设一支长于水战的精锐水军。于是，他下令在汴水打造战舰，起用南唐俘虏中熟悉水上作战的官兵任教习，骁勇善战的后周陆师进行强化训练，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次亲征，柴荣命骁卫大将军王环随他同行，指数千水军自闵河沿颍水入淮河参战。

当此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南唐守卫寿州的高级将领突发内讧，陈觉欲夺朱元兵权，朱元率众投降后周，由于兵力受到削弱，南唐军队大败。边镐被俘，李景达和陈觉逃回金陵。寿州监军使周廷构乘刘仁赡卧床不起，举城投降后周。

寿州沦陷之后，后周军队乘胜发动强大攻势，仅用一年时间，就攻占了南唐辖属的江北绝大多数州县，并将后周的数百艘战舰从淮水经运河驶进了长江。柴荣怀着胜利的喜悦，驻马扬州迎銮镇，望着滚滚东流的滔滔江水，想到自己指挥的征战节节胜利和南唐官兵的连连败退，兴高采烈，心旷神怡，不禁吟诵出诗圣杜甫《登高》中的两句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江北告急的败讯传到金陵，南唐君臣一片慌乱。

李痛感大势已去，不敢再拖，为了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只好派兵部侍郎陈觉渡江乞降，忍痛划江为境，将淮南的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黄州（治黄冈，今湖北黄冈）、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县）、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泗州（治临淮，今安徽盱眙）、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南唐又称此州为静海军）等十四州割让给后周，并称臣纳贡，每年进献贡物数十万。柴荣接到李的降表喜出望外，他深感御驾亲征如愿以偿，又虑及后周时下的财力、物力和兵力，尚不能一鼓作气吞并南唐长江以南的土地，于是便欣然答复陈觉说：“朕兴师本意止取江北，今尔主能割地内附，朕复何求？”同时致书李，宣布撤兵。又授钟谟为卫尉少卿，赐黄金五百两，并准其返回金陵。钟谟对此感激不尽，特作七绝一首《献周世宗》：

李得书如释重负，连忙奉表谢恩，再次承认南唐对后周的附属地位，并在政治上继续退让：主动下令削去帝号，停止一切天子礼仪，改称“唐国主”；因避柴荣高祖郭之讳（柴荣系后周太祖郭威养子，故其高祖姓郭），李又更名为李景；同时从南唐交泰元年（公元958年）起，废止“交泰”年号，奉后周正朔，始称显德五年；此外，还在汴梁设置进奏院，派专人常驻，随时接受柴荣召见和询问，奏报南唐的虚实动静。从此，李过起了附属国君主的屈辱生活。终后周之世，双方未再发生战事，南唐偏安一隅，又延续了十余年。不过，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这时，南唐所辖的地盘只剩下了江南二十一个州、军。

柴荣南征得胜，旋即班师回朝。他征尘未洗，便把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提上了行动日程。经过周密的策划，他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三月再着戎装，亲率步骑数万，径向契丹边境进发。此前，柴荣命部将韩通率领先行的水陆大军沿水路北上。韩通为使水路畅行无阻，沿途动员民众修补破坏的堤防，并开了三十六个游口，后续兵马遂沿这条水路及两岸齐头并进。柴荣亦乘龙舟北去。后周将士斗志昂扬，英勇善战，一路势如破竹，柴荣连续收复三关（瓦桥关，在今河北涿州境内；益津关和淤口关，分别在今河北霸县和文安县境内）和莫州（治今河北任丘）、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宁州（治今天津静海）等地后，还想麾师北进，直捣辽朝南京（今北京市）。

就在这旗开得胜的当儿，柴荣突发重病，卧床不起，经伴驾的文臣武将苦苦劝谏，他勉强下诏中止征战，返回汴梁疗养。不曾想，回到京师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六月中旬，他怀着终天遗恨，抛下未竟的统一大业和年仅七岁的皇位继承人柴宗训，怅然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他将宰相范质、王溥，禁军统帅赵匡胤等重臣唤至身旁，一再叮嘱他们尽心竭力辅佐幼主，继续完成他的遗志。

然而，柴荣万没想到，第二年新春伊始，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竟趁皇室幼儿寡母软弱可欺之机，沿用郭威当年被迫篡夺后汉、建立后周的悲剧形式，演出了一幕“黄袍加身”的喜剧逼宫戏。这年正月初一清晨，正当后周文武百官身穿簇新朝服进宫向新皇恭贺春节的时候，突然从北疆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同时传来紧急边报：北汉和契丹联兵入寇。范质、王溥等人在慌乱中一时难辨真伪，便令赵匡胤率军出击御敌。当晚，这支兵马行至离京师只有四十里路的陈桥驿停了下来。

陈桥驿，唐代称板桥，是达官贵人出入京师、迎来送往必经之地。赵匡胤选择陈桥驿屯兵不前，并非等待朝廷遣使飞骑前来，补赐御酒壮行，而是按照事前的精心策划，在这里周密部署宫廷政变。其同谋赵普等人一面唆使不明真相的将士举行兵谏，“强迫”赵匡胤黄袍加身，一面派人星夜驰骑进京，密约赵匡胤的心腹、手握兵权的石守信和王审琦里应外合，威逼后周幼帝柴宗训“禅位”，夺取后周天下。一切安排就绪之后，赵匡胤在众将的簇拥下，又率军折回汴梁。

为了改朝换姓兵不血刃，赵匡胤严厉警示下属：“太后、主上（指柴荣妻符氏和柴荣子宗训，即后周江山的象征），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侵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待取得下属一致信守承诺之后，赵匡胤于正月初五，在崇元殿举行禅让大典，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建隆，定国号为宋。这是因为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其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史称宋或北宋。

赵匡胤位登大宝之后，于当年三月遣使赴金陵向李宣谕“应天顺民，法尧禅舜”的立国诏令，并释放了三十四名先前投降后周的南唐将领，以示和好。李得诏，即刻遣使携带绢二万匹、银万两前往恭贺，承认北宋对南唐享有与后周同等的特权。七月，又贡金器五百两，银器三千两，罗纨千匹，绢五千匹，并派礼部郎中龚慎仪朝贺，奉献乘舆、服御。十一月，原后周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因不满赵氏称帝，据城哗变，赵匡胤亲自指挥平叛，李又先后派右仆射严续犒军，户部侍郎冯延鲁贡金买宴，再进金玉、鞍勒、银装、兵器。李这种开门揖盗、自讨祸难的软弱行径，大大助长了赵匡胤得陇望蜀的贪欲和以强凌弱的气焰。

转年二月，李鉴于上年秋冬之际，宋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在扬州拥兵叛乱，赵匡胤下诏亲自征讨，平叛之后又命参战将在迎銮镇长江水域演练战舰，威慑南唐。为解燃眉之急，李召集群臣廷议迁都大事。他对臣下说：“金陵与宋朝辖境只有一江之隔，又在下流，假如赵家天子发重兵强攻，京城难保；各州节度使纵然能勤王解救国难，又怎能确保他们中间不出现乘隙窃国的当今刘裕和陈霸先？有鉴于此，朕以为尽早脱离险境，迁都洪州，据上流以制根本，方为万全之策。不知众卿以为然否？”群臣对李的主张大都反对，或竭力劝谏，或相觑不语，只有枢密使此前奉命督建南都的唐镐一人极力附和：“迁都大事岂能优柔寡断！况且宫苑业已建成，如改作他用，实在可惜。江北赵氏天下不容吾朝经营金陵，时刻都在虎视眈眈，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亦当走为上计。”于是，李一意孤行，决定立吴王李煜为太子，留金陵监国，自己率文武百司官员、水陆六军、近卫仪仗和后宫眷属沿大江上溯，经彭蠡湖（今鄱阳湖），取道赣水，前往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

当旌旗漫江的迁都船队驶近皖公山，郁郁寡欢的李正在彩绘华丽的龙舟上借酒浇愁。偶一抬头，望见了大江北岸青翠欲滴的峰峦，便问身边内侍：“眼前青峭数峰如此秀丽，不知何名？”善于诙谐和讽喻的宫徒优李家明回答说：“陛下，此峰乃舒州皖公山，可惜如今已不为我朝所有。”说完又吟诗一首，暗示半壁江山已为北宋所有：

李听罢，心情更加酸楚。因为李家明在他的心目中，一向是以幽默著称的乐天大师，几句话就能使人愁云顿扫，破涕为笑。一次，他入宫向李讨一笔费用回宣州为母奔丧，正值李在便殿练习书法，便见机行事说：“陛下，微臣模仿他人笔迹，无不以假乱真。”李信以为真，问道：“卿能模朕手书否？”李家明回答：“臣虽鲁钝，愿效神笔。”于是，李将纸笔交给李家明，他当即用草书写道：“诏宣州于上贡库钱二百千付家明葬母。”李见状大笑，当即满足了他的请求。还有一次，李和侍臣在后苑临池垂钓，别人均有所获，惟独李始终空钩，垂头丧气，木然呆坐。李家明见状连忙宽慰：“陛下，池鱼不食钓饵，是慑于您的神威。您用的金钩是专门用以钓龙的。”李问：“何以见得？”李家明回答：“微臣有诗为证。”说罢，赋诗一首：

可是，李万没想到，李家明如今竟然一反常态，说出这些令人心酸的话。莫非他也预感到南唐气数已尽？

时有隐士史虚白，字畏名，少隐嵩山修道著述，中原战乱，同韩熙载共投南唐烈祖李麾下。此人深谋远虑，颇多高见，曾谏言李趁南唐物阜食足、民心所归，长驱中原，定一统大业。因李未予采纳，遂以病告退，隐居落星湾（星子渚），深居简出，终日以诗酒为伴，但仍心系国运。当他得知李迁徙南都途经此地，便扶杖迎谒。

当李问起他对时局有何卓识，史虚白答曰：“臣为布衣多年，时刻栖身茅舍敝庐，只知农桑稼穑，不知天下大事，又多粗言俚语，说来恐有不妥，诚望陛下恕罪。”

李道：“但说无妨。”

史虚白说：“臣近得拙诗《溪居》一联，愿诵与陛下——‘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

李听后不禁怒起心头，他对这语意双关的“拙诗”心知肚明。不言而喻，显然这是借风雨揭屋之名，行谴责失土之实。李碍于君主的器度不便发作，故而转愠为喜，说：“逆耳忠言，难能可贵，何罪之有？”遂厚赐御酒粟帛，以示礼贤下士。

迁都的船队离开落星湾后，航行月余抵达南昌。经过初步安顿，李敕令工部官员依照金陵宫廷建筑格局，继续大兴土木，营建殿宇，修葺城垣，拓展御道。直到明代，还有人以诗追记新都鸣銮路竣工后的盛况：

尽管如此，比之金陵，李仍觉新都城池狭小，栋宇简陋，起居行止，多有不便。每逢临窗北望，遥想往日金陵，思归回迁之意油然而生，不时地吟起自制诗：“灵槎思浩渺，老鹤忆空同。”澄心堂承旨秦承裕怕他触景伤情，只好用屏风来遮挡他的视线。下属臣僚因家眷留在金陵，也都恋旧思迁。他们把怨怒指向阿旨媚上的唐镐，唐镐惧怕众怒，惊悸成疾身死。

李一度曾想复议迁回金陵，但未及行动便怏怏病逝，把南唐的残山剩水和朝不保夕的宗庙社稷，还有委曲求全的性格，一并传给了他的继承人，即曾任神武都虞侯巡江使却很少身着甲胄带兵巡江的李煜。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二十五岁的李煜在风雨飘摇中登上了南唐皇帝的宝座。这对既缺文韬又乏武略的李煜来说，不啻是历史的嘲弄！五代诗人罗隐《筹笔驿》诗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李煜即位时的南唐，正面临国运风烛残年，天下“分久必合”的严峻局势。这时，统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定势。经过半个世纪的大浪淘沙和“五代十国”间的优胜劣汰，历史选择了方兴未艾的北宋，作为完成统一大任的执行者。

在排山倒海般的时代大潮面前，即使像李煜祖父李那样有作为的开国英主再世，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扭转南唐这半壁河山岌岌可危的颓势。何况“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李煜，仅仅是一个既不能整军经武又不能驭臣治国的文人！然而，“南朝天子多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命运偏偏和这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作对，硬是强人所难，把他推上了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君王宝座。难怪李煜降宋以后，赵匡胤赐宴群臣时曾对他作过耐人寻味的评论。

当时，赵匡胤问李煜：“朕闻卿在江南每逢设宴或赴宴，都要吟诗填词，能否举出最为得意的一联供朕欣赏？”李煜沉思片刻，书生气十足地诵出自己《咏扇》诗中的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赵匡胤听罢放声大笑，揶揄李煜道：“妙哉！试问，‘风满怀’，可究竟有几多？”随后不以为然地当众评论李煜：“好一个翰林学士！”另一次，赵匡胤与侍臣议论李煜，又深有感慨地说：“当初李煜倘若能用作诗的功夫治理国家，今日又怎能沦为朕的阶下囚？”

尽管如此，李煜还是身不由己，做了北宋附属国的一个窝囊皇帝。按照常规，新皇即位，都要举行登极大典，颁布诏书，接受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朝贺，并封王晋爵，宣谕大赦。在熟知礼仪的礼部大臣精心安排下，李煜登极这天，也在宫门前面高高树起一根朱红的七丈长杆，杆顶立着一只黄金饰首的四尺木鸡，口衔七尺绛幡，下承彩盘，以绛绳维系。

李煜举行嗣位庆典的消息传到汴梁，赵匡胤大纷霆，怪罪他不甘俯首称臣，蓄意僭用当朝天子礼仪，怒不可遏地传旨召见南唐常驻汴梁的进奏使陆昭符，厉声责问李煜为何胆大妄为，袭用“金鸡消息”举行大赦？善于化险为夷的陆昭符从容不迫地辩解道：“伏乞陛下息怒。江南本为中原属国，国主嗣位，大赦境内，怎敢动用金鸡？只能另用怪鸟。吾家国主近日所为不配称‘金鸡消息’，充其量只能称‘怪鸟消息’。陛下宽宏大量，此等小事无须介意！”赵匡胤对陆昭符此番解释甚是满意，从而转怒为笑，消弭了这场一触即发的险恶风波。

这桩关于金鸡与怪鸟的笑谈传回金陵，却使度日如履薄冰的李煜，神经骤然紧张起来。他惟恐赵匡胤日后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特派中书侍郎冯延鲁入宋，贡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纱罗绢丝三万匹，奉表陈述袭位缘由。

这通由李煜亲自草拟和缮写的《即位上宋太祖表》，语辞谦恭，书写工整，通篇流露着李煜自甘寄人篱下的卑微情感。此表的全文是：

上述表文的大意是：微臣本是先君的一个普通皇子，为人平庸无能，虽然自幼便入胶庠热心攻读经典，但一向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微臣原想仰赖父兄荫庇，一生淡泊寂寞，像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样归隐山林，不作太子，不登皇位。奈何几位家兄相继早殇，先君只好按长幼顺序将社稷传给微臣。南唐得有今日，全靠天朝遗泽，陛下登极以来，微臣受益尤深。如今微臣袭位，一定恪守先君遗训，竭尽为臣之道，奉朔进贡，率由旧章。伏乞陛下明察。近日令微臣焦灼不安的是，邻国吴越常在边境挑衅，并谗言离间天朝与南唐的睦邻和好，望陛下对此予以关注。

李煜卑躬折节、奉表修贡的先例一开，赵匡胤贪得无厌、巧取豪夺的威逼便接踵而来。李煜心里明知这是北宋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但慑于家国面临的灭顶之灾，也只好忍气吞声，逐项赧然接受。

李煜即位伊始，碰到第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向赵匡胤上表为其亡父李追复帝号。这是一桩名副其实的丧权辱国的举动。

按照常规，古代帝王或官僚死后，朝廷出于政治需要，为褒贬他们生前的功过，都要评定一个谥号。帝王之谥，由礼官议定；臣下之谥，由帝王赐予。倘在主权独立的朝代，这属于内政，任何邻邦都无权过问和干涉。

然而，到了李煜执政时的南唐却要例外。李生前身为一国之君，其谥号理所当然地要标示“皇帝”字样，但由于他在位时已向宗主国皇帝赵匡胤“奉表削号”，因而死后恢复帝号也必须向赵氏王朝上表取得“恩准”。

赵匡胤收到李煜的表文后心想：李生前主动贬损身份，对我称臣，在国内行王者之礼，一切表现还都忠顺，死后赏他一个虚名倒也无妨，丝毫不会影响大宋的尊严和权威。于是，便顺水推舟，参考李煜的奏请，谥李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陵号“顺陵”。

虽然李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安葬南昌，累土为坟，丧事从简，力戒奢糜，违言者非忠臣孝子。但是，李煜却不忍心将乃父遗体留葬他乡，执意将灵柩迎回金陵，暂时停放在万寿殿，待陵寝建成后再正式下葬。

李的“顺陵”建在其父李“钦陵”西侧。据1950年南京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称：顺陵墓长21．9米，宽10．12米。这座地下宫殿的墓室形制和建筑风格，与钦陵大体一致。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前室和中室，东西各附一侧室；后室东西各附两侧室。共计三进十一间。后室用方形石板铺地，棺床由四块青石板合成，长4．4米，宽2米，厚0．4米。后室四壁墙身设有七个放置殉葬品的砖砌小龛。前、中室顶绘有天花，后室顶无天花，仅用白灰粉饰，绘有《天象图》。各室四壁均用砖砌，甚至连柱、枋、斗拱也是砖砌而后加以粉饰。室顶呈穹窿形，四壁绘有彩画。由于修建顺陵时南唐的财力和物力大弱于李执政时期，顺陵陵墓建造的规模和质量也远远不如钦陵。

待李安葬之日，赵匡胤为了笼络李煜，派鞍辔库使梁义专程赴金陵吊唁，并赠绢三千匹资助丧葬。紕紝矠李煜虽然觉得来使身份嫌低，但他毕竟是赵匡胤委派的特使，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只好屈尊按上宾接待，处处恭顺礼让，事事谨小慎微，丝毫不敢怠慢。

说来凑巧，几乎与此同时，赵匡胤的母亲昭宪皇太后也命归黄泉了。下葬之前，李煜特派户部侍郎韩熙载等南唐要员，携带厚礼前往汴梁吊丧助葬。紕紞矠虽说这是“礼尚往来”，但从双方使臣身份和助葬费用的悬殊差异，对南唐而言，与其说这是馈赠，毋宁说这是进贡。因为以金帛和珠宝来换取苟延残喘的时间，已成为李煜对北宋的基本国策。南唐对北宋无休止的献纳，几乎到了无事不贡、无时不贡的地步：“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喜庆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节，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紕紟矠在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一年就相继于三月※月、十一月纳贡三次。其中，仅六月一次就献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锦绮绫罗一万匹。紕紡矠数量大得如此惊人的进献，使得南唐银根紧缩，入不敷出。李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只好下令改铸和发行质料廉价的铁钱，以十当一，取代铜钱；同时巧立名目，扩大税收来源，甚至连鹅生双黄蛋，柳条结絮都列入纳税范围之内。

然而，金帛再多也填不饱赵匡胤的胃口，珠宝再佳也止不住赵匡胤的贪欲。因为赵匡胤梦寐以求的并不是财物，而是富饶的江南和统一的版图。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他在崇德殿设宴为王全斌等出征后蜀的将帅饯行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白过这种心愿：“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粮，悉以财币分给将士。吾欲所得者，其土地耳。”还在他刚刚取代后周统治的时候，就把统一天下摆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北宋继承的后周版图是：北疆同北汉及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毗连，南界隔着长江自西而东与后蜀、荆南、楚、南唐、吴越以及岭南的南汉对峙。如何实现统一大业，在赵匡胤面前摆着两条路：或继续柴荣未竟的北伐事业，光复幽、云十六州，灭北汉，再回师扫平江南各国；或先挥师渡江，依次吞并江南各国，然后北上收复幽、云等十六州，最后再灭北汉。正当他徘徊在“先北后南”和“先南后北”两种方案之间的时候，赵普对形势的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促使他下定决心选择了后一种方案。这就是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雪夜微服访赵普的佳话来源。

据说，赵匡胤称帝后第二年冬天的一个雪夜，宰相赵普正要更衣就寝，管家忽报有人敲门来访。赵普心想：雪夜登门，诚意难得。于是连忙起身前去迎接，不想来访者竟是微服出行的当朝皇帝赵匡胤！只见他笑吟吟地站在风雪中。赵普仍像当年以“掌书记”身份，接待度使赵匡胤单骑造访一样不拘礼仪，亲亲热热地将他迎进客厅。

赵匡胤说：“趁此更深人静的方便机会，我约晋王一道前来与卿促膝畅谈。舍弟光义随后即到。”话音刚落，赵光义便出现在他们面前。

赵普妻子也一如既往，以家庭主妇“嫂子”的身份，亲自招呼家婢为赵普的老友备办酒食。待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又带领家婢退下，以防外泄军国大计。随后，君臣三人推心置腹，把酒夜话。

赵普急于知道赵匡胤的来意，便开门见山，从容发问：“夜半雪冷风寒，陛下为何不在宫中安歇？”

赵匡胤回答：“朕近来多日少眠，入夜辗转反侧，通宵达旦。试看今日域中，除中原之外，皆他人家，故前来向卿谋一统一天下的良策。”

赵普说：“我朝疆域确嫌狭小。倘欲拓疆扩土，今当其时。但不知陛下如何谋划南征北战？”

“朕欲先取北汉。”

赵普听后沉默许久才说：“此道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追问此话怎讲，赵普说：“北汉壤地偏小，却是我朝西北天然屏障。如果一举将其攻占，便是自毁边防，自我暴露于契丹面前，使我朝腹背受敌。如是，何不姑且容其苟安，待削平江南诸国再挥师扫北。难道还怕北汉那块小小弹丸之地，到时插翅逃遁不成？”

赵匡胤笑着说：“朕意正是如此。适才所言无非试探卿意罢了。”这样，君臣便在轻松的交谈中，制定了统一天下的大计。

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赵匡胤从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开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统一战争。他首先以“假道”出师平定湖南军乱为由，选择国势衰微、辖境只有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归州（治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峡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三州的荆南突破口，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行营道都部署，以宣微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马于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一举攻克，旗开得胜。夺取长江中游位居要冲的荆南，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江南，既割断了南唐与后蜀两个大国之间的联系，又为下一步南征开辟了一条通路。

其后经过比较，赵匡胤由于截获后蜀联络北汉共同对抗北宋的“蜡丸帛书”、找到“用师有名”的借口，选定财物充裕、政治昏暗的后蜀，作为第二个进军目标，于964年（北宋乾德二年）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州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协助，率步骑兵三万自凤州（治今陕西省凤县）南下，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披荆斩棘，克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破剑门、（今四川省剑阁县大小剑山关隘）、收绵州（治今四川绵阳市）、逼成都府（今四川省成都市）；命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协助，率步骑兵二万自归州（治今湖北省巴东县）溯长江西去，经巫峡、瞿塘峡，下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万州（治今重庆市万州市）、忠州（治今重庆市忠县），渡嘉陵江包抄成都府；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天府”之国。

在成都被围期间，后蜀末帝孟昶鉴于灭顶之灾临头，近臣纷劝其族降宋。孟昶扼腕兴叹：“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耶！”遂命宰相李昊草拟降表。说来也巧。在此39年前，当后唐兴兵灭前蜀时，替末代君主王衍草拟降表的就是时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李昊。蜀中人士对其卑躬折节的行径极度鄙视，乘更深夜静在他家的门楣上书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人大字。

按照赵匡胤统一天下的日程表，再往下该攻取南唐、吴越和南汉了。但拿谁先开刀，赵匡胤一时还犹豫不决。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南汉末帝刘跳了出来，竟然不自量力，试图虎口拔牙，从而为赵匡胤先征南汉制造了口实。

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秋天，南汉发兵进犯业已归入北宋版图的原楚地道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北宋道州刺史王继勋一面闭城勇猛抵抗，一面飞骑急奏京师，指控刘数出寇边，请求朝廷出兵征伐。

在此前的四年，北宋收复为南汉占领的郴州（治彬县、今湖南彬县），俘虏了南汉的宫廷内侍余延业。赵匡胤从他的口中得知，刘昏庸暴虐，荒淫无度，整日与名为“媚猪”的波斯籍宠妃鬼混，政事由宦官龚澄枢☆托、薛崇誉和女官卢琼仙、女巫樊胡等操持。宫城左右建离宫数十，蓄养宫女无数，刘日以继夜宴饮游乐。为取得“媚猪”等人欢心，宫殿用珍珠、玳瑁装饰。与此同时，又置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极其残忍地虐待囚犯，甚至强迫囚犯与虎象角斗，白白丧命。刘的倒行逆施，为北宋平南汉留下了把柄。赵匡胤为此发誓：“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然而，赵匡胤虑及北宋与南汉相距遥远，马上发兵进剿尚有困难，于是决定先“礼”后兵，诏令李煜致书刘，要他现身说法，规劝刘对宋罢兵称臣，并交还其父刘晟当年乘楚内乱袭取的桂州（治临桂，今广西桂林）、郴州、贺州（治临贺，今广西贺县）等地。

李煜接到赵匡胤的御旨，左右为难，他深知南唐、南汉唇齿相依，存亡与共，不忍南汉为赵匡胤的刀兵所灭，又惧于北宋隔江以重兵威胁，南唐随时都会大难临头。思前想后，只好传令近臣共商遣使致书刘之事，最后议定了先公后私的行动方案。第一步，责成善于属文的知制诰潘佑执笔，修一封加盖南唐御玺的国书，提醒南汉君臣深思慎行，尽早化干戈为玉帛，以免引火烧身。然后派特使送达。不想李煜的逆耳忠告，遭到刘拒绝，特使无功而返。

第二步，李煜为了落实赵匡胤的意图，又同近臣谋划，决定以朋友的名义再给刘写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私人信函，初稿仍由潘佑起草。潘佑不愧为文思敏捷、梦笔生花的江南才子，提前写就了这封苦苦劝说刘向赵匡胤俯首称臣、割地通好的长信：

煜与足下叨累世之睦，继祖考之盟，情若弟兄，义敦交契，忧戚之患，曷尝不同。每思会面而论此怀，抵掌而谈此事，交议其所短，各陈其所长，使中心释然，利害不惑，而相去万里，斯愿莫伸。凡于事机不得款会，屡达诚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视之，谓书檄一时之仪，近国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泛滥而观之，使忠告确论如水投石，若此则又何必事虚词而劳往复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则复遣人使罄申鄙怀，又虑行人失辞，不尽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会面之谈与抵掌之议也。足下诚听其言如交友谏争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

昨以大朝南伐，图复楚疆，交兵已来，遂成衅隙。详观事势，深切忧怀，冀息大朝之兵，求契亲仁之愿，引领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贡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礼而事我，则何苦而伐之；若欲兴戎而争我，则以必取为度矣。”见今点阅大众，仍以上秋为期，令敝邑以书复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贡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

观夫古之用武者，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父母宗庙之仇，此必战也；彼此乌合，民无定心，存亡之机以战为命，此必战也；敌人有进，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无路，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此必战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怀进取之机，此必战也。今足下与大朝非有父母宗庙之仇也，非同乌合存亡之际也，既殊进退不舍、奋不顾命也，又异乘机进取之时也。无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将决一旦之命，既大朝许以通好，又拒而不从，有国家←社稷者当若是乎？

夫称帝称王，角立杰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虚消息、取与翕张，屈伸万端，在我而已，何必胶柱而用壮，轻祸而争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抚百越之众，北距五岭，南负重溟，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泽，众数十万，表里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负也。然违天不祥，好战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争。恭以大朝师武臣力，实谓天赞也。登太行而伐上党，士无难色；绝剑阁而举庸蜀，役不淹时。是知大朝之力难测也，万里之境难保也。十战而九胜，亦一败可忧；六奇而五中，则一失何补！

况人自以我国险，家自以我兵强，盖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经其成而未经其败也。何则？国莫险于剑阁，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党，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沧海可涉也，及风涛骤兴，奔舟失驭，与夫坐思之时盖有殊矣。是以智者虑于未萌，机者重其先见，图难于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日计祸不及，虑福过之。良以福者人之所乐，心乐之，故其望也过；祸者人之所恶，心恶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于慊望，祸多出于不期。

又或虑有矜功好名之臣，献尊主强国之议者，必曰：“慎无和也。五岭之险，山高水深，辎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高垒清野而绝其运粮，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进无所得，退无所归。”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长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长，就其所短，虽有百万之众，无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战而胜，则霸业可成，战而不胜，则泛巨舟而浮沧海，终不为人下。”此大约皆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坐而论之也则易，行之如意也则难。

何则？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习险阻之民，不动中国之兵，精卒已逾于十万矣。况足下与大朝封疆接畛，水陆同途，殆鸡犬之相闻，岂马牛之不及？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岂可俱绝其运粮，尽保其城壁？若诸险悉固，诚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则长堤虚设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吴越之众，自泉州泛海以趣国都，则不数日至城下矣。当其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怀进退者步步生心，顾妻子者滔滔皆是。变故难测，须臾万端，非惟暂乖始图，实恐有误壮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沧海之可游也。然此等皆战伐之常事，兵家之预谋，虽胜负未知，成败相半。苟不得已而为也，固断在不疑；若无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

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远古之例不能备谈，本朝当杨氏之建吴也，亦入贡庄宗。恭自烈祖开基，中原多故，事之大礼，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几成危殆。非不欲凭大江之险，恃众多之力，寻悟知难则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才行，万里之兵顿息，惠民和众，于今赖之。自足下祖德之开基，亦通好中国，以阐霸图。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弃不急之争，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已以济亿兆，谈笑而定国家，至德大业无亏也，宗庙社稷无损也。玉帛朝聘之礼才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岂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肠蹀血，然后为勇也。故曰：“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此圣贤之事业，何耻而不为哉？

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运而乃当正统，度四方则咸偃下风，猃狁、太原固不劳于薄伐，南辕返旆更属在于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则大国之义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于宗庙社稷可也，有利于黎元可也，有利于天下可也，有利于身可也。凡是四者无一利焉，何用弃德修怨，自生仇敌，使赫赫南国，将成祸机，炎炎奈何，其可向迩？幸而小胜也，莫保其后焉，不幸而违心，则大事去矣。

复念顷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垒，吴越以累世之好，遂首为厉阶，惟有贵国情分逾亲，欢盟愈笃，在先朝感义，情实慨然，下走承基，理难负德，不能自已，又驰此缄。近奉大朝谕旨，以为足下无通好之心，必举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绝连盟。虽善邻之心，期于永保；而事大之节，焉敢固违。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恻恻之意所不能云，区区之诚于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于三谏，煜之极言，于此三矣，是为臣者可以逃，为子者可以泣，为交友者亦惆怅而遂绝矣。

这封长信，可谓古代书简中脍炙人口的上乘之作，它骈散兼行，情理交融，婉言规劝，坦诚真挚。为了唤起对方的好感，在信函开头李煜直书自己的名字，尊刘为“足下”，然后畅叙他和刘往昔“情若弟兄”的“累世之睦”，以及对历次“会面抵掌”谈议的思念，倾诉了李煜将要派人传书“罄申鄙怀”，“以代会面之谈与抵掌之议”的意愿，恳请刘“听其言，如交友谏诤之言；视其心，如亲戚急难之心。然后三复其言，三思其心，则忠乎不忠，斯可见矣；从乎不从，斯可决矣。”

接着陈述南汉用兵道州，实为不智之举，强调自古以来，“不顾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战者有四”：或雪父母宗庙之仇；或彼此乌合，民无定心，不战不足以决存亡；或进退维谷，战亦亡不战亦亡，奋不顾命；或敌有败亡之势，我战必胜。而就南汉来说，当下并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必战”条件。如是而战，必不利于家国。

再下来就是规劝刘，不要轻信那些坐而论道的“说士孟浪之谈，谋臣捭阖之策”，企图凭借五岭天险与北宋争雄，并以后蜀灭国为例，论说北宋兵强马壮，非剑阁大江等山川之险所能阻挡。尤其指出，南汉与北宋“封疆接畛，水陆同途”，北宋一旦“缘边悉举，诸道进攻”，南汉则将全线崩溃，一败涂地。同时又提醒刘，吴越早已俯首听命于北宋，北宋可以随时调动吴越水师，自泉州出海直趋羊城，届时将使“人心疑惑，兵势动摇”；“岸上舟中皆为敌国，忠臣义士能复几人？”待到狂澜既倒之日想泛巨舟浮沧海，只怕也很难如愿。有鉴于此，还是尽早对北宋收兵息战，行“玉帛朝聘之礼”，以利宗庙社稷，以利黎元天下。

李煜对这封书信的立意谋篇极为得意，他在文字上润色后，令内侍送往翰林院缮写，然后特派精通闽粤方言的知制诰龚慎义父子持书出使南汉。

刘收读劝降书后勃然大怒，痛斥李煜厚颜无耻，助纣为虐，当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硬、出言不逊的绝交信令龚慎义之子带回，又恼羞成怒地将龚慎义囚禁下狱。

处于两难境地的李煜对此十分无奈，只好遣使将他们来往的书信一并送往汴梁。赵匡胤阅后火冒三丈，遂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挂帅出征，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都部署，东西两路直指贺州。攻克贺州之后，又连下桂州、昭州（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州（治桂阳，今广东连县），最后占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广州，于翌年二月灭掉了饶山泽之利、多商贾之税的南汉。紖紞矠南汉亡国，李煜痛感兔死狐悲，心头又罩上了一重不祥的阴影。

赵匡胤见李煜软弱可欺，便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诏示他派官护送樊氏婆媳安全渡江北上。显然，这又是一起羞辱南唐的严重政治挑衅事件。樊氏婆媳，就是卖身投靠北宋的奸细樊知古的母亲和妻子。

樊知古，原名樊若水，字叔清，是南唐池州（治贵池，今安徽贵池）境内的一个落拓书生，因在金陵屡试进士不第，名落孙山，便怀才不遇，蓄意叛逃。此公自幼虽熟知经史，但好读书不求甚解，竟在自己的名字上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据说，他后来逃到汴梁，赵匡胤召见他并问起他的名字出自何书？

樊若水回答道：“臣仰慕唐朝尚书右丞倪若水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故以先贤之名为微臣之名。”

赵匡胤听了不禁感到滑稽可笑，心想：樊若水啊樊若水！你是何等的粗心？唐朝尚书右丞哪有倪若水？只有倪若冰。你怎么就没看见那水字上面还有一点呢！这虽然是件荒唐事，但你总算还知道古人。假如联要为你正名，改称樊若冰，“若冰”的谐音又是“弱兵”，有违朕兴兵统一天下的宏愿。赵匡胤想到这里，便顺水推舟，对樊若水说：“既然你熟悉古人古事，朕为你改名‘知古’如何？”

樊若水听说赵匡胤为他命名，深感终生不胜荣幸之至，急忙叩头答拜：“谢陛下赐名，臣终生不忘知遇之恩。”此后便改称樊知古了。

樊知古当初在科场失利之后，心灰意冷，只身漂泊到金陵西南的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附近）。采石矶，实际上是横空楔入长江的一座石山，山色青翠欲滴，状似蜗牛，又名翠螺山。它与对岸的天门山夹江对峙，雄伟险峻，长江流经此处，顿时显得江面狭窄。采石矶与岳阳城陵矶、金陵燕子矶并称“长江三矶”。它在平时，为游览者登临的境地；而到战时，则是征伐者抢夺的要冲。采石矶上有唐代诗仙李白的胜迹捉月亭，有东晋将军温峤的胜迹燃犀亭，还有许多寺庙石塔。矶下密集的嶙峋怪石，又是渔人垂钓的理想场所。樊知古初到采石矶由于无依无靠，便栖身佛寺寄食，逐渐与北宋派到寺内的坐探，名曰小长老的僧人结识，二人狼狈为奸，暗中干起了见不得天日的勾当。

樊知古借垂钓之名，行侦察之实。他将大团丝绳，一端系于矶上石塔，一端藏在篷船舱内，乘蒙胧月色穿梭两岸，按照固定方位，反复探测江面宽窄和水流缓急，直到获取精确数据，绘制成图。然后，他带着小长老的密信，逃到汴梁伏阙上疏，向赵匡胤献策造浮桥，越天堑，缩短渡江南进的时日，减少强攻硬拼的伤亡。

赵匡胤念其甘愿为北宋效犬马之劳，特准他在汴梁应试进士，结果侥幸及第，经吏部选官，授职为舒州军事推官，参与北宋策划征伐南唐机务。职务虽不算高，但作用举足轻重。因为他专门搜集南唐军事机密和掩护北宋谍报人员的潜伏活动。舒州亦名长庆，与池州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分属敌对双方，樊知古不敢渡江回故里探亲，生怕南唐地方官吏缉拿，解往金陵治罪。于是，他又上书赵匡胤，请求与家人团聚。

早在樊知古叛逃阴谋败露之初，南唐群臣就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李煜，要求严惩奸细家属，以息众怒。李煜惧怕赵匡胤的淫威，迟迟未敢动手，只是下令将樊氏婆媳就地软禁。如今接到赵匡胤的御旨，李煜不禁暗自庆幸。他想，多亏当初没开杀戒，否则今日将无法交代。迫于无奈，他只好忍辱含愤，再次违心从命，将奸细家属奉为上宾加以款待，然后派遣特使携带礼品专程护送。

李煜越是退让，赵匡胤就越是威逼。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他又派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以所谓“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资料为由，向李煜强行“借用”江南现存州、军的山川形势图。

卢多逊博通经史，多谋善断。精武少文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发愤读书，定期要史馆提供所需图书，卢多逊当时参与史馆修撰事宜，每逢获悉赵匡胤调阅的书目，便通宵挑灯阅览，熟悉书中所记，待到赵匡胤阅后发问，卢多逊都对答如流，辨析史实，评议时政，深为赵匡胤器重，几至言听计从。在赵匡胤的心目中，翰林院供职的名士，能肩负如此重任者，非深谙南唐历史地理的卢多逊莫属。

李煜明知赵匡胤此举的用心在于刺探南唐的山川关隘和屯戍布防，以便摸清虚实，进军江南。但是，为了偏安一隅，苟延时日，李煜竟不惜饮鸩止渴，背离先哲关于“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的古训，令人复制南唐舆图一份，拱手送给卢多逊带回汴梁。

赵匡胤的这种叵测居心，李煜早有领略。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大周后娥皇病故时，赵匡胤派作坊副使魏丕为吊祭使，前往金陵参加葬礼。李煜欺他精于器械，拙于翰墨，想通过赛诗来杀杀这位职级低、派头大的官员威风，令当众出丑，便邀他登临升元阁，并即兴赋诗。那曾想魏丕平日结交士人，附庸风雅，常受诗文熏陶，且行前早有准备，他秉承赵匡胤的旨意揽笔成篇，熟记于心，遂以诗讽喻李煜，要他“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以免灾难降临，后悔莫及，反使南唐君臣一时大惊失色。

李煜又联想到，此时外间正盛传北宋在京城玉津园东至宣化门外开凿教船池，灌注蔡河水，并在池内监造楼船百艘，遴选精兵轮番演习水战，赵匡胤还先后五次亲临现场检阅水军操练，颇有渡江南进之意。李煜为此，忐忑不安，整日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惊恐之中。

面对赵匡胤的软硬兼施，李煜为了委曲求全，步步退让，除了在经济上频频进贡以外，在政治上又进一步降格，彻底奉行藩臣的一切礼仪。在这方面，他比他的父亲李走得更远。李当初臣服后周，仅仅是削去帝号，自称南唐国主，对所辖臣民还是照行天子礼仪。李煜则取消国名，全面贬损制度，改南唐国主为江南国主，改南唐国印为江南国印，以江南代称南唐。同时，将掌管中枢政务的“三省”分别易名，改决策机构中书省为左内史府，改审议机构门下省为右内史府，改执行机构尚书省为司会府；又将监察部门御史台改为司宪府，文秘部门翰林院改为艺文院，军务部门枢密院改为光政院，司法部门大理寺改为详刑院，接待部门客省改为延宾院。总之，凡与北宋同名的中央机构都要更换名称。对他当初登极时封王的李氏子弟，一律降为国公。如韩王从善改称南楚国公，邓王从镒改称江国公，吉王从谦改称鄂国公。李煜本人也自贬一等。他下书不再称“诏”而称“教”；每逢会见北宋来使，要脱去天子独享的黄袍，换上臣下的着装紫袍；还要事先拆除皇家宫殿屋脊上象征消灾祛祸的飞鱼形尾部上翘的“鸱吻”，等到使臣离去再行复原。紖紦矠李煜万没想到，这番贬损竟使他作茧自缚，陷入了永远也无法解脱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

更使李煜伤心懊悔的是，赵匡胤竟把他的特使、七弟从善当作人质扣在汴梁，又暗中施展反间计，假手他们兄弟俩除掉南唐名将林仁肇，令亲者痛、仇者快。

那是在南汉灭国之初，李煜慑于北宋连灭长江以南的荆南、后蜀、南汉等国，害怕祸及南唐，特派从善为进奉使北上汴梁朝贡祝捷。赵匡胤趁势再向李煜施加压力，软禁了从善。表面上还以从善自幼潜心习武艺、研韬略为由，堂而皇之地封了一个泰宁军节度使的官衔。

如果循名责实，泰宁军节度使理应出镇兖州（今山东兖州），但赵匡胤却将他羁留京师，并在汴河南岸的汴阳坊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华的宅第久居。李煜念于手足之情，又恐夜长梦多，惹事生非，几次上表赵匡胤，乞请从善回归，均遭拒绝。李煜无可奈何，只好和泪吞咽这枚苦果，派户部尚书冯延鲁代他前去汴梁为从善受封向赵匡胤谢恩。

时隔不久，有消息从汴梁传到金陵，绘声绘色地说什么从善如何被赵匡胤赏赐的艳姬所迷，终日沉溺酒色，乐不思归。虽然李煜心中有数，知道从善不是那种薄情负义的人，但是从善妃却坚信不疑。她为此常闯宫向李煜哭诉其日夜独守空闱的凄苦，埋怨李煜不该派从善出使汴梁，使他身陷虎口。一向以手足情为重的李煜，深为弟媳思夫之情所感染。

一次，李煜送走从善妃之后，心情长久不能平静。他想极力把她倾诉的春日阑珊，妆残芬，黄昏倚阑，独对夕阳的情景嵌入词中，遥寄从善，盼他早日回归。为此，他写了一首《阮郎归》：

在从善滞留汴梁期间，赵匡胤又施离间计，通过从善再通过李煜杀了南唐名将林仁肇，为后来北宋攻取江南排除了一大障碍。

林仁肇身材魁梧，膂力超群，胸前刺有猛虎图案，人称“林虎子”，是南唐屈指可数的一员骁勇善战的虎将。此人行伍出身，虽为名将，却能与士卒均食同服，和衷共济，在军中颇孚众望。早年，后周兵马入侵淮南，他曾率部援寿州，破濠州，又带领千人敢死队乘风举火焚烧正阳浮桥，为保卫南唐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东拼西杀战功卓著，被李授以润州节度使，后移镇长江中游咽喉之地武昌，肩负隔江御宋的重任。

李煜即位后，林仁肇继续留任。当北宋灭掉南汉尚未班师回朝时，他曾上疏李煜，恳请“独对”。这次单独的面奏，既是献策，又是请命。林仁肇虔诚地向李煜提出，趁北宋连年出兵，平荆楚、破后蜀、取南汉，千里征战，淮南防务空虚，他愿率领精兵数万渡江北伐，先立足寿州，发动北宋统治下的南唐民众征集粮秣，收复淮南各州，然后扩充兵马渡淮北上攻取汴梁。为了替李煜开脱“罪责”，他又请李煜待他起兵之日，先将其眷属佯装拘捕下狱，然后再向赵匡胤上表指控林仁肇窃兵叛乱。如此办理，李煜则可进可退。事成，君臣家国均可受益；事败，林仁肇甘愿蒙受杀身灭族之冤，借以说明李煜对北宋忠心不二。一言以蔽之，他誓用一腔碧血→门忠义代李煜受过。奈何李煜不敢冒此风险同北宋较量，生怕林仁肇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便将林仁肇调往洪州，任南都留守、南昌尹。

可悲而又可叹的是，这样一位披肝沥胆的忠臣，竟然落了一个“不忠”的下场。起因乃在于赵匡胤暗中作祟。

一次，赵匡胤召见从善，煞有介事地出示了他派人潜入南唐用重金贿买的林仁肇画像，诡秘地问：“卿可认识此人？”

从善半惊半疑地回答：“似曾相识。但一时说不准他的姓氏和身份。”

赵匡胤笑着说：“卿可谓贵人健忘。这不是江南鼎鼎大名的武将林仁肇吗？他已经同朕约定了归服日期，并以此画作为信物。朕念他对本朝的一片忠忱，拟在汴阳坊特赐美宅一处，以示嘉勉。不知卿以为然否？”

从善闻听此言，不知如何回答，但又须极力掩饰与克制惶恐之态，只好连说“陛下英明”。回到下榻之处，从善忙将这番谗言写成密信，第二天派人专程送回金陵。

李煜接到密信，徘徊苦思，犹豫不决，他不能相信林仁肇真会背叛，又不能怀疑从善平白诬陷林仁肇，最后在妨贤嫉能的枢密副使张洎煽动下，李煜还是以“不忠不义”的罪名，赐林仁肇一壶毒酒，令其自赴黄泉了。紗紝矠

李煜虽然替赵匡胤除了一块“心病”，可是他自己的心病却有增无减，难以消除。因为赵匡胤依然如故，还是不准从善南归。这对自幼就珍爱手足情谊如命的李煜来说，是异常痛苦的事情。他不时地想起六年前同从善一道为八弟从镒出镇宣州送别的情景。当时，他在绮霞阁设宴，邀请诸王、近臣为从镒饯行，席间即兴赋诗一首，倾诉兄弟间的依依惜别之情：

徐铉在旁击节赏析，深为末联“咫尺烟江几多地，不须怀抱重凄凄”所倾倒，随即奉和一首，题为《御筵送邓王》：

宴罢，李煜觉得，席间一觞一咏，仅仅停留在畅叙惜别之情，尚不足以尽兄长之意，于是，他又草就一篇《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再赠从镒，就如何为人、为政等事宜，作了一番殷切的叮嘱。通篇是劝勉之辞，其中又不乏告诫之意。中心则强调：要确保一方平安，安抚一地吏民，执政必须公平、清正。“刑惟政本，不可以不穷不亲；政乃民中，不可以不清不正。”而要建立文治武功，又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武惟时习”，“学以润身”，“无酣觞而败度，无荒乐以荡神”。兄弟间推心置腹的无限真情，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洋溢在字里行间：

对于从善，李煜也是如此牵肠挂肚。自从从善出使汴梁遭到羁绊以来，李煜整日忧心如焚，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有时临窗北望，不禁涕泪沾襟。有一年重阳节前夕，一些近臣出于为他排遣忧愁的美意，联名上疏奏请李煜辍朝一日秋游，饮酒赏菊，登高望远。没想到这道奏章勾起了李煜内心的隐痛，使他联想起晚唐诗人王维的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诸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而，更加重了他因手足离散而滋生的痛苦与伤心。为了婉言谢绝臣下的盛情，他在无法驱逐的愁苦缠绕中，挥笔写成了《却登高赋》：

在这篇饱含深情的怀亲赋中，李煜酣畅淋漓地回味了往日兄弟共享钟罄诗骚之乐，豪饮遨游之欢，发泄了而今彼此天各一方、望穿秋水的思念之苦。临近末尾，情感的升华则如火山喷发，岩浆直泻苍穹，倒尽了满腹愁怨：“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

秋去冬来，冬去春来。李煜在多事之秋的日子里熬过了一个严冬，跟着又在愁肠百结中跨入了一个暗淡的阳春。一日，他在案牍劳形之余，信步走到阶前庭院的一株梅树下。此时节令已届春半，正是落花时节。尽管这日晴空万里，天无雨丝风片，但是枝头繁花却像冬日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无声无息地翩然飘落。他在树下驻足没有多久，花瓣就落满了全身。他轻轻地用手刚刚拂去，接着又落了一身。望着这拂不尽的落花，他自然又想起往年春日与从善踏青赏花的情景。恰好在这当儿，长空又传来一阵雁鸣。李煜抬头仰望，只见一队大雁正排着“人”字形队列，亲密无间地向北飞翔，这更加诱匪他对羁留汴梁，久无音讯又归梦难成的从善思念之情，不禁难过地垂下了头。俯视地面，他又仿佛觉得，每一棵春草都是自己的一缕情思；那伸向天涯海角的离离春草，就是自己无法排遣的离愁别恨。这纷乱的思绪，引导着他在树间长久徘徊低吟，不知不觉地吟出一首《清平乐》：

然而，李煜的眼泪和愁情岂能软化赵匡胤进军江南、统一天下的铁石心肠？赵匡胤正是抓住李煜这个致命弱点，才处处寻衅，步步进逼，强迫他最后自献金瓯的。

开始，赵匡胤对南唐并不想兵戎相见，他希望通过优厚礼遇，促使李煜像吴越王钱那样纳土归降。为使李煜及其妃嫔降后生活舒适，乐不思蜀，赵匡胤诏令工部先在熏风门外皇城南、汴水滨大兴土木，营建一幢俨若皇家宫苑的花园式府第，赐名“礼贤宅”，虚苑以待。他又特殊关照经办官员，这幢府第规模要超过当朝相府，相当李煜在金陵的宫室，外观既要精美考究，又要雄伟庄严；建筑样式必须充分体现江南园林特色，尤其是后苑，要凿池堆山，修渠引水，筑造亭台水榭，移植奇花异石，再现南国山色空蒙、波光潋滟、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的景观，好让李煜赏心悦目，徘徊留连，忘却家山故国。

礼贤宅竣工之后，赵匡胤遂命从善连续修书，规劝李煜尽早纳土入朝。李煜虽说懦怯庸弱，但也深知降王生活的艰难。他对“入朝”事宜，时刻存有戒心。任赵匡胤有千条妙计，他却有一定之规，就是绞尽脑汁，拖延“不朝”。而赵匡胤则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想方设法非使李煜就范不可。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赵匡胤遣使两下江南，以“礼”相邀，敦促李煜前往汴梁观礼。第一次是派门使梁迥口传圣谕，谓“天子今冬行柴燎礼，国主宜往助祭。”这里所说的“助祭”，就是要李煜以降王的身份亲赴汴梁，陪同北宋天子去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并借此机会强迫李煜对天盟誓，滞留京师，永做赵匡胤的不叛之臣。梁迥动身之前，又与随从策划调浑山之计：假如李煜婉言谢绝，“邀请”不能顺利成行，便乘李煜到渡口登船送行之机，强制载其北渡，挟至汴梁。幸亏南唐君臣对此种危言早有耳闻，并事先制订了防范措施，从而挫败了梁迥的阴谋，使他碰壁而归。

第二次是派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持诏再赴金陵，特邀李煜“同阅”祭天牺牲。这次会晤，是安排在专门接见各国使臣的清辉殿进行的。由于李煜同第一次一样，执意“抱病”，反复强调难以从命，遂使双方谈得很僵。李煜虽然诚惶诚恐，以礼相待，李穆却傲慢无礼，不可一世。他先是郑重宣读赵匡胤的一道异常简短的诏令：“朕将以仲冬有事圜丘，思与卿同阅牺牲。卿当着即启程，毋负朕意。”接着，李穆便颐指气使地训斥李煜：“古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依本使之见，国主入朝，势在必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既然如此，又当宜早而不宜迟。不然，天子发怒，则将挥师渡江。到那时，国主将悔之晚矣！”

李煜虽然不敢发作，却以柔对刚，针锋相对地回答：“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李煜；对你赵匡胤称臣纳贡，惟命是从，无非是要保住江南唐仅有的半壁将江山和李家的社稷宗庙，倘若你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还要再以武力相逼，那我就只好铤而走险，横下心来同你拼命了！

作为“天朝”使臣的李穆，对李煜的答话漫不经心，他以目空一切的口吻警告李煜说：“国主入朝与否，理当自裁，本使不便多言。不过，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南征北战，所向披靡，迄今尚无一国能挡其锋芒。眼下，天子正命用兵有方的曹彬挂帅有南征，且已在江北精心布阵，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愿国主明智，切莫以卵击石，还是权衡轻重，及早入朝为好。”

李煜忍无可忍，用平和的语气坚定地回敬道：“烦请尊使转奏圣上，臣年来体弱多恙，不禁风寒，眼下更难于长途跋涉，无力入朝。”至此，双方不欢而散，结束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判。

李穆当即回船，翌晨解缆启航，赶回汴梁复命。赵匡胤听罢李穆面奏这次出使始末，决计出兵南唐，生擒“倔强不朝”的末代君主李煜。

李煜则与臣下发誓：“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擐戎服，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宝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此话传到汴梁，赵匡胤对左右说：“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孙皓、叔宝不为降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