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那年冬天开始有了长大的自觉的。经历得多了，懂得多了，埋在心里的事多了，所谓成熟也就是要承担这些罢了。

不仅是我，那个时代大家都学会了承担。之前奔跑着的人们，已经开始气喘吁吁，有些人冲在了最前面，而那些徘徊在后面的人，连他们的身影都看不到了。秦叔叔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北京买了十几处的门脸房，还在城外诚开了近千平的专卖。我们家也买了房，是我爸单位的指标，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

我们家现在的房子最初是以给单位交房租的方式租住的，后来说只要一次性交个几万块钱，产权就归个人，我妈算来算去，觉得还是租起来值，按照现有的租金，租一辈子也用不了几万块。但后来房价突然就涨上来，周围的同事纷纷买房，我妈才忙不迭地跟着交了钱，而那时已经比最初的价格高很多了，我妈拍着胸脯说幸亏没一直犯傻。城里的老房子也涨了，拆迁了一大批之后，老北京都搬到了五环外，而余下的那些院子就格外珍贵起来，我奶奶家的小院据说有人报了几百万，虽然没卖，但还是让我们全家欢欣鼓舞，奶奶一再说，落实政策那会儿把房子给跑下来算是跑对了。他们又提起我当初哭闹着死活不让小船哥他们搬走的事，这我也认了，对现在的我来说，在北京城里核心地界上有一处自己家的房产，显然比我那缥缈久远的初恋重要多了。

最辛苦的还是小船哥，李阿姨的病完全拖垮了他们家，他格外用功，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保研是没问题的，交流到国外去都有可能，但他还在犹豫，是继续念书，还是赶紧工作来贴补家用。而这些疾苦永远离杨澄和王莹很远，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用多么努力，却不管做什么都来得比我们轻松，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生活。有时候真的不能相信，我们居然是生活在同一世界同一国家同一城市的一群人。

杨澄的小圈子我始终进入不了，有时听杨澄和王莹聊起谁家倒腾了件什么事，谁家出了件什么事，很多我觉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事被他们轻描淡写地就说出来了。他们总比我们先知道很多消息，那年非典就是，12月份的时候杨澄就跟我说小心别感冒，广东那边有很厉害的病毒，已经死了人了。他还给了我两盒板蓝根，我没当回事地扔在了宿舍里，根本想不到这东西将会多么珍贵。

秦川到顺义上学之后，就往我们学校来得少一些了，不过他还是固定每周都会出现，比回家都要勤。姚阿姨严格控制了他的经济来源，但是他和秦茜合伙投资大龙的Dino西饼店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赚钱了，大龙俨然一副老板的模样，忙得不亦乐乎，但他起码会有两天到食堂来，随便我点什么，都亲自做给我吃，而且不用划饭卡。

王莹和杨澄都是在家比在学校时间久的人，有时秦川来了，王莹也不在，他就陪我在教室上课，或是去图书馆自习，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呼呼大睡，也会跟我待上那么一会儿。有时我记着笔记，一扭头看到他的睡颜，内心就会悄悄充盈起来。阳光中的微尘、横线格的笔记本、沉睡中的少年、窸窸窣窣的课堂、反着光的黑板，就是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