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大事的杜月笙，位居众人之上，向来说一不二惯了，而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包括“老朋友”蒋介石的不断打击，当然是火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便想方设法地捣乱，以达到出口恶气的目的。
1946年11月29日，由于寒流提早南下，天空明惨惨的，西北风刮过马路，卷起片片枯黄的落叶，匆匆赶路的行人都紧绷着脸，仿佛要对老天爷喷发满腔的怒火。就在这时，只见坐落在金陵路上的黄浦警察分局门前，挤满了约三千多个摊贩，把个马路围得水泄不通。
市民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摊贩聚在一起。上前一打听，原来摊贩们不是来这里设摊， 而是赤手空拳， 排成队列成行，挥舞拳头，对着警察局愤怒地高呼：“撤销取缔摊贩的决定！”“我们要吃饭！”
1946年7月，上海市政会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从8月1日起，黄浦、老间两区的摊贩必须停止营业，以免“有碍观瞻”和“有碍交通”。当时，随着工厂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他们只能在马路上摆了摊子，做点小生意来养家糊口。当局不思救济，反而制造借口取缔摊贩，这分明是把失业工人朝绝路上逼。
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让一些徒子徒孙混入摊贩中去，煽动他们的情绪，使摊贩们愤怒起来，而乘机制造混乱，好从中看当局的笑话。
8月1日以后，南京路上往三步一小摊、五步一大摊的现象少了；巡逻的警察，看到摊点就掀，遇见摊贩就抓。摊贩们不照市政局的决定，固定的摊点不能设，他们就打游击，警察一来，他们就转移，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就这样，为了活口，他们既要辛辛苦苦地做生意，又要东躲西藏，免被警察抓住和罚没货物。即使这样，每天仍有许多摊贩被抓进看守所，遭到拘禁和拷打。
摊贩们在警察局里不顾威胁，豁出命质问当局：政府不给我们工作做，又不让我们的小生意，叫我们怎么活？我们一不偷二不抢，自己找一条活路走，碍了什么“交通”？影响谁的“观瞻”？堂堂中国人的马路，倒让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还撞死人，这才真是有碍交通呢！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请警察老爷们看看，马路上老是有人饿死、冻死，对这种“有碍观瞻”的事，你们睁只眼闭只限，良心让狗吃了！警察们辩不过摊贩，恼羞成怒，动辄拳打脚踢，还不给饭吃，把一个个摊贩弄得半死不活。
狱外的摊贩们听得狱中的兄弟遭此待遇，感到走投无路，便抱成团，走上街头，为解救自己的兄弟，为求自己的生存，来到警察局前示威抗议。
密切现注着这件事的动态，见机会成熟，便对一些当警察的徒子徒孙发出指令：让他们伺机制造事端。
下午三点左右，大批警察、宪兵突然包围了求威的摊贩，先是喷射水龙，然后举枪射击，当场打死七人，打伤的人则不计其数。摊贩们愤怒了，发誓决不后退，要斗争到底！
12月1日凌晨，更多销摊贩向黄浦警察分局涌来。警察又悍然开枪打死示威群众十人，打伤一百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上海的市民们闻讯后，深为摊贩们的惨死悲拗，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支持摊贩们的正义斗争。全市商店一齐停业，许多公共车辆停止行驶。马路上示威的摊贩队伍越来越壮大。警察吓慌了，一个个都不敢上岗。最后，国民党当局眼见局面实在不好收拾，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捕的摊贩，撤销了取缔摊贩的命令。
杜月笙原以为市民们闹大了，当局无法解决，就会来找他出现，未曾想，一直也没有人来找他。
1948年2月1日上午，当时任国民党伪国大代表、三青团上海市委委员的范锡品驾车前往市社会局。车子刚到社会局门口，就“嘎”地一声被拦下了。范锡品一阵紧张，探头一看，只见社会局四周已由“飞行堡垒”和武装警察层层布防，交通完全断绝，只有红色警备车开进开出。
凭着市参议员的卡片，范锡品才得以进入社会局。可眼前的情是让他惊呆了：社会局的办公大楼已成空架，到处都是被砸毁的门窗桌椅，电话线也被拉断，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画像被扔在地上，踩了个稀巴烂。顿时，他的心“咯噔”一下抽紧了，几个月来，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原来，1947年6、7月间，为了“整饬军纪，”国民党行政院颁布了一个禁舞令。说什么：前方在打仗，后方却歌舞升平，这样会影响士气民心。当局以所谓“妨害风化”为名，命令全国限期关闭所有舞厅。
当时，上海是全国舞厅最多的地方，计有大小舞厅二十六家，其中以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大都会、静安寺路的仙乐斯、西藏中路的米高美等舞厅，最为有名。舞厅中，领有执照伴舞的舞女多时达八百多人，职工包括侍应生、领班和杂勤人员五百多人，乐队从业人员二百多人，另有资方代理人，”企业管理员和所谓社侦人员三百多人，这样，直接依靠舞厅生活的人数有两千余人，如果以每人一家五口计算，全市就达一万多人靠舞厅维持生活。
禁舞令下达后，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顿感生计无着，于是纷纷起来，反对禁舞。这些舞厅，有不少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开的，还有不少是受杜月笙保护的，这一禁，当然也断了杜月笙的财路。所以，杜月笙密令两个舞厅老板，把舞女们组织起来，与当局对抗。由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子出面和警察及官爷们斗，谅他们也不敢把人怎么样，而且能引起社会上的人的广泛的同情。
原来一盘散沙的舞女们很快被组织起来，百乐门的陈兰茵，大都会的孟燕，扬子的孙致敏等七人发起和筹组上海舞女联谊会。不久，就在南京东路新世界商场楼上召开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会。舞会联谊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取争各界声援，要求当局应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
范锡品受托曾为舞厅业职工会的类似要求向社会局交涉过，可国民党政府执意禁舞，不愿交涉。
为了平息舞女的愤怒，当局抛出了“分批抽签禁舞”的花招。
1948年1月31日下午，全市各舞厅的舞女和职工二千多人，在新仙林舞厅集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突然传来消息；社会局已经开始抽签禁舞，首批被禁的除了几家小舞厅，还有两家大舞厅。
消息激怒了与会群众，迫于生计，大家立即停止会议，举着数以平计的横幅、标语结队到社会局门口请愿。可请愿舞女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社会局长吴开先拒不接见，这下可惹怒了舞女们，她们愤怒地冲进楼去，与阻拦的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挥棍打人，舞女以竹旗杆为武器。同军警对打，军警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啕大哭的。
舞女痛打社会局后，当夜有五六百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审讯后，舞女们毫无畏惧，继续与当局的禁舞令斗争。当时才十七岁的舞女联谊会总干事金梅义正辞严地回答审问官：“我们舞女们为了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到社会局请愿，这有什么错？政府竟派军警打我们手无寸铁的舞女，你们是打手！你们才应该受审！”
监狱外，各界人士纷纷为舞女伸冤说理，范锡品也积极活动，营救被捕人员。慑于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和舆论的纷纷谴责，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取消禁令，并释放了被捕人员。
这两件事，使杜月笙看清了，自己的地位在上海滩已一落千丈。要是放在二三十年代，就是他躲到老鼠洞里去，当局也要把他找出来，要他以其在上海滩上的地位和影响，去平息这些事态。但现在，他早已做好准备，坐在家里等着，但却没有人上门。蒋先生和他的那帮党国要员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似乎忘掉他了。
杜月笙十分怀念那些辉煌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在上海这个大都会，他简直是众人之“父”，拥有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活力，去平息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当然，也能鼓动起任何一件事。
而这一切，都不再来了。
闲暇的时候，杜月笙不常和朋友们聚会，主要是范绍增等人。但黄金荣那里，他那少去了。这老家伙近80岁了，听力不济，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与他交谈十分吃力。另一个铁哥们张啸林原先就住在旁边，但他却被自己设计给杀掉了。看来，他们是老了，上海这块土地上，将不再需要他们了。
许多夜晚，眺望茫茫夜空，杜月笙都有一种求日将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