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多良接到珍宝丢失的消息，立刻赶到上海。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老相识，他请何出面，帮他查找珍宝的下落。何丰林倒也爽快，对他说：“三天后来听音讯。”
杨多良从往日在福建的经验中得出，只要何丰林出面，事情差不多能解决。但那些珠宝古玩是他一生的心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三天来他一直没睡着。
十分钟后，何丰林来到客厅。这是一个腿长的奇长的人，进门就说：
“实在抱歉，老兄，兄弟无能，你的东西实在难以寻找。”
杨多良一屁股坐到地上。
旁边的佣人立刻上前扶起。
“难道，难道，”杨多良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这么丢了？！”
“哎！老弟，在上海滩，并不是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就不是你在别处领兵所领教过的了。可以说，谁来，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我这后半生，就这么完了？”
何丰林踱了两步，“去找杜月笙吧。杜先生是肯定有办法的。”
这是1924年初的事。
那时候，杜月笙已成为“海上闻人”。在“上海三大亨”中，他的名声和实力已远远超过黄金荣和张啸林，稳居第一位了。他无所不能，没有办不到的事。因为，他已在上海滩这个十里洋场中建立起了一套统治网和情报网，效率极高。
当杨多良拿着自己的名片来到华格臬路216号的杜公馆，心里十分不安。杜月笙的名字他早已听说过，但他绝对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大的能耐。
杜月笙看过杨多良的名片后，立刻把他请进客厅。
过礼后，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这时，他仔细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名震上海滩的人物。这个人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杨多良并不知道，这是他小时候常常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很紧，总是呈现出一副笑的模样一其实，这是一种假相，他即使是发怒时也是这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
杨多良实在摸不透，对面这个大耳朵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能耐。
杜月笙倒显得很闲适。他简单问了问事件的经过，即叫来管家万墨林，“打电话给顾嘉棠，叫他快点查一下”。
接着，他又问了杨多良在福建任上的事，便吩咐送客。杨多良临走前，杜月笙说：
“杨先生放心，只要东西一有着落，我立刻派人通知你。请放心，不会超过今天。”
杨多良将信将疑地回到了旅馆。
事已至此，急也无用。他要了一瓶酒，四个小菜，自斟自饮起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杨多良酒足饭饱。疲倦从脚底缓缓而来，他沉沉思睡。
“杨先生住这吗？”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把杨多良吓一跳。他立刻开开门。
“我是杜先生的手下顾嘉棠。你的东西我们帮你找回来了，请过目”。说着，他轻轻一摆手，后面进来三个人，一人拎了两只大皮箱，放在了他面前。
杨多良激动地抚摸着皮箱，“是我的，正是我的”。
“杨先生，请打开看看东西少不少。”
杨多良一只一只地把六口箱子全部打开，里面各种珍宝和古玩整整齐齐地摆着。他—一过数，全部都在。
“不少！一个也不少！”
“那好，杨先生歇着吧，我们告辞了。”
“别，别走！兄弟我这有点零钱，请弟兄们喝碗水吧。”
当天下午，杨多良带了一尊金佛、一个金香炉、两颗猫眼、一串大珠来到杜月笙的公馆。
“杜先生大恩，没齿难忘。这点小意思，万望笑纳！”
杜月笙看了看几样东西，连声称赞说：“果然是好东西！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你带回去吧。”
“哪里哪里，杜先生不要客气。”
“带回去吧。今天，我们就算是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1924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滩的青帮中已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在黑社会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会力量使他在整个中国的帮会中已变得举足轻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他的触须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已成为那个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唐①”，一个地地道道的“教父”。
那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找杜先生去！”
1924年春天， 浙江发生水灾， 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等人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
孙宝琦字幕翰，浙江人，前清即为显宦。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历任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救助乡亲赈灾会”成立后，却应者了了，近一个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孙宝琦能使出的解数都使出了，但就是没人愿买他的帐。
轰轰烈烈的开场，寒寒怆怆地结束，孙宝琦觉得脸上实在过不去。整日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①注唐：西班牙人对贵族和出身高贵的人的尊称。后黑手党用作对家族首领的尊称。
“还是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献策。
“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
“正是。杜先生息公好义，如果慕老出马，多了不说，万儿八千的，他定会慷慨解囊。”
“真能吗？”孙宝琦将信将疑。
“怎么不能？如今在上海滩，谁有难处不去找杜先生呢？”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每个重二十两、印度产的“大土”三个，乘车到华格臬路216号的杜公馆拜访。
杜月笙看到这位“孙总理”亲自来访，不免一怔。他和孙素未相识，此次来访，意在何为？他不敢怠慢，马上命人将孙宝琦迎入客厅。
孙宝琦寒暄一番坐下后，仿佛不在意地请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杜月笙说：“目前禁烟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
“哪里话，我这就有三只。”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二百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于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是好东西，大概决不止千元一只，怕要两千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税：“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嘉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筹，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交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上了汽车，司机对他说：“这三只大土，已经送回，放在后座上了。”
1924年春去我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人。当时的一家小报上曾登过这么一则小故事。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一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他会不会帮忙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先生时，杜先生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
第二天清早，王姓居民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叠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和钱跑到当铺，把衣服给赎了回来。
1924年春，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如同《水游传》里的及时雨，哪里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
那个时候的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200多块光洋，华工却平均只有12块。公司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都从不兑现。
1924年3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完全不愿接受。
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几日过后，法商方面宣市，所有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救援信后，立刻吩咐管家：“墨林，立刻给法商工会送去二万元，让他们支持住。就说我杜月笙说的，不加工资，绝不复工。”
万墨林刚走，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跟着来到，他说：“杜先生，这工潮越闹越大，无论如何你得设法制止。”
杜月笙忙说：“沈先生放心，这事我不会不问的。你回去对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说，就说我杜月笙说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绝对不行。”
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国人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了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7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7月ZI日，法国巡捕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20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一致起来支持。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房总监费沃礼，请杜月笙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
一为了讨好法国人，杜月笙叫来门徒陆京士等人说：“你们去组织个‘罢工后援会’，处理有关事宜，既要让法国人绘工人长工资，又要迅速让工人上工。”
法国人态度十分强硬，对陆京士等人提出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并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同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领导人跑到华界，警察局也同样逮捕他们。
工潮一直坚持到8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法国当局只好找到陆京士：“我们愿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每人每月24元。但是，那领导罢工和带头闹事的40人要全部开除。”
杜月笙听到这一消息，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该死的法国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上海滩上还有我们这些中国人。京士，去和那些工会头头说，立刻复工。”
“那被开除的40名工人怎么办？”
“这帮刺头，开除得好！不然，他们就会认为在上海滩上他们是老大了。就按法国人的意思办。”
陆京士嘴一歪，“不行啊，杜先生，这40人都是头头和积极分子，一听说开除，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叫工人复工的。”
杜月笙想了想，“好吧，你去对那40个人说，让他们一定要同意复工。至于工作，我负责安排他们到工会中去，工资归我支付。”
罢工的工人终于同意复工。
在签字的时候，却又掀起了一些波澜。
工人代表说：“复工前，请先释放被捕的45名工人。”
法国人说：“这些家伙全是一帮捣乱分子，这时候放他们出来，无异于放虎归山。你们先复工，复工过后我们视情况再定。”
“不行。一定得复工之前放！”
“不行，只有复工后视情况再走。”
双方从早上争到中午，没争出所以然，结果，字未签成。
下午，杜月笙亲自驱车找到工会的头头，说：“不是都谈好了吗？怎么不签字呢？”
“杜先生，我们有45个弟兄在罢工期间被他们抓进去了，我们要求先放出来，但法国人却硬要复工以后视情况再定。”
“那也没什么，他们还能不放人？”
“法国人什么干不出？有这几十个人关在里面，复工后，他们就会要挟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这几十个兄弟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才被他们抓进去的，现在我们工资加了，但我们怎么能忍心看他们还在受苦呢？”
杜月笙频频点头：“好，好，有情有义。我这就去找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让他们放人。”
来到总领事馆，见到甘格霖和费沃礼，杜月笙说：“我是来要求放人的。”
甘格林说：“你能保证这些人出去后能老老实实？”
费沃利说：“我们让他们吃了许多苦头，他们会继续煽动工人罢工来报复我们的。”
“这件事，我想是没关系的，既然大部分人都同意复工了，他们这几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再说，还有我呢。”
“杜先生，你能保证他们出来后会老老实实？”
“我完全能够保证。如果他们出来后再闹事，我愿意赔偿双倍的损失。”
法国人立刻同意放人。
第二天，罢工的工人全部复工。
不过，法方要开除的那40个人，杜月笙垫了两个月的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这些人不服，纷纷到杜公馆说理，万墨林说：“杜先生说给你们发工资，不是已经发了吗？”
“只发两个月，现在为什么不发了？”
“杜先生又没说要一直发下去，发两个月就不错了。你们整日不上工，总不能让杜先生一直养着你们吧？”
杜月笙十三岁时就明白，自己将来肯定能成为“人上人”，享受荣华富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