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忠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五
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得长命百岁不成？
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