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相裴垍是河东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时的宰相。裴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应制举中的“贤良方正极谏直言”试又是第一，授为美原县尉。任期满后藩镇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元和初入为翰林学士，与李吉甫、李绛、崔群同掌机密。其时正值初平蜀、吴，事务繁多，裴垍承担了主要部分，励精思理，小心谨慎，很得天子赏识。
宪宗对他十分了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正直、讲究法度。所以尽管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复他为宰相。
裴垍入相之时才四十四岁，然而须发尽白，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一看就是个器局峻整、秉公无私的人。果然，裴垍一人相，便齐整法治，考课吏理，即使大官前辈有所托请，也绝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评。特别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荐、提拔了好几位贤才进入了中枢阶层。
一是荐李藩入相。李藩时任“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制敕的门下省官，李藩敢于驳正，制敕有不可者，经常就在敕书背后批涂退回，有刚正之声。宪宗在裴垍的建议下用他代替了无所建树的郑絪。
二是启用了裴度为起居舍人。裴度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进士，应赴制举数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监察御史。因为直谏得罪了杜佑而被贬出京，在河南府任属官。裴垍对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赏识。
三是擢用李夷简出任御史中丞。李夷简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为人谦虚忠正，未尝苟辞悦人，正是御史的佳选。
此外尚有不少人。裴垍量材赋职，从不挟以个人好恶，所以选任之精，前后莫及。其间还出过一个趣闻。
裴垍也曾应过“博学宏词”试--本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制举又分诸种，士人可以多相赴试，不受限制--但却名落孙山，当时的主考官是崔枢。裴垍为相，仍然提升他为礼部侍郎。
裴见到崔枢，笑说：“以此报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枢惶恐羞惭不已，他此时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心里一慌，差点一个跟头摔下去。
裴垍赶紧拉了他一把：“此戏言耳，此戏言耳！”
一时长安城中传为佳话。
但裴却与一个人有矛盾，这就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宦官吐谷承璀。
承璀其时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领全部宦官，并还任左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恩眷无媲。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宪宗为太子时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边有一种力量保证皇位的安稳，这是新天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之一。当然，皇上也知道这种力量不能大到反客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来尚还能掌握分寸，至少他对承璀的期望就是尽量利用他的忠诚维护天子而已，并不一味纵容。否则，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会答应的。
就是这样，裴垍对包括承璀在内的宦官们仍然十分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出使各镇的监军。此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常使得原本忠于朝廷的一些方镇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裴垍抑制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辰便殿召重臣人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谷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卿等以为如何？”
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
“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再说兴兵攻讨，征召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旁边的吐谷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晓得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辟、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谷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行，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
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惟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谷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滑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前顺利出境。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