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公元772-842年）
一
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就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尽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真是一语千金！
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辟竟然自为留后。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但刘辟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刘辟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进攻。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辟。”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
“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辟。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
时代已略有不同，藩镇力量已弱，自无德宗时问鼎之势；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甚为天下所不齿。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皇上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第一个觉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这个李锜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体统！若事事由李锜决定，陛下何以令四海？！”
这话说到皇上的心里，皇上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