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日落九世纪》序幕：走向九世纪(01)</h1><hr /> <div class="shici">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br>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br>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br>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div><p> --韦应物（公元737-792 年） </p><p>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p><p> 唐大历十四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p><p>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 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 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p><p>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 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 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p><p>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 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 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 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 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 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 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人感慨万端！ </p><p>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 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 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p><p>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 779 年的6 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p><p>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 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p><p> 公元779 年：雄心勃勃的新帝 </p><p>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 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 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 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 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 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 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 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 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p><p>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 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 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p><p>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 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p><p> 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p><p> 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p><p>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 振振有辞： </p><p>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 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 样守丧二十七日。” </p><p>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 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p><p>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 等同！” </p><p> 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 ’、‘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p><p>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 姓同制，于礼何安？” </p><p>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p><p>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 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 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p><p>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 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 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 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生为人臣， 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 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 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p><p>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 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 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 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p><p>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 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 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 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 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 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 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 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 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 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 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 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 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p><p>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 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p><p>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 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 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 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 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p><p>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 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 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 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 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p><p>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 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 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 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p><p>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 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 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 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 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 ：“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 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 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 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p><p>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 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 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p><p>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