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指挥战争的最高委员会六名成员。原子弹三天前在广岛爆炸一事，强烈地震撼了被称为是“六要员”的委员会六名成员。现在，他们又要应付新的灾难：那天一早，160万苏联军队向日军盘踞的满洲里发起了进攻，日方认为苏联会跟自己达成可以接受的和平，但是这一希望破灭了。铃木想利用此次会议，建议日本接受投降协议，协议是盟军在7月末提出的。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年老的首相说，“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我们无路可走。”
战争部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的建议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我们百分之百地失败？”他反问，“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他的话一说，“六要员”之间的立场就泾渭分明，一派希望和平，另一派要求进行抵抗而不管代价有多大。
军方人士——阿南将军、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和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坚持着幻想，他们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风或者神风一样，那种神风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主和派同样相信，天上和地上无论什么都挽救不了日本。首相铃木、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认为，苏联对中国满洲里的入侵是压制同僚的机会。
阿南将军向最高委员会提出了日本的防卫计划（操作方案），并评论了军方击退入侵所能动用的力量：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35万人；除此以外，指挥官能够召集400万陆军和海军加入战斗。而且，内阁最近已经通过了一项措施：将征兵范围扩大至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5岁的女子，这样日本的防御力量可以再增加2800万人。
就数量众多的防御者阻止或击退美国人的登陆一事，外交大臣重光葵要求进一步说明。但是，重光葵只听到了陈词滥调。“凭着运气，我们会在他们登陆之前将其击退，”梅津将军说，“无论如何，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将摧毁入侵者的主要力量。”
外交大臣重光葵充满了嘲讽，他说，即使日本的兵力击退了第一次登陆，美国军人将反复登陆直至成功。
两个对立的派别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愤怒的铃木愤然离会，去参加一次全体内阁的大会，大会将讨论导致“六要员”分裂的同样问题。
在内阁大会召开之前，铃木就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接受《波茨坦宣言》需要内阁成员的一致赞同。占据内阁职位的战争大臣阿南将军，肯定要拒绝和平建议。内阁大臣和他们的秘书们只是占据着席位而已，这时，一名官员走进会议室，报告了第二个灾难：长崎遭受了广岛一样的命运。
折磨一个民族的六个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民族历史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现在，必须尽快决定一亿日本人民的命运，以免美国人再次扔下原子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一位英雄人物来平息口水之战，把这个民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救世主很快就出现了——他出乎意料地出现，整个日本国都感到惊讶。
救世主就是裕仁天皇自己，从公元七世纪算起，裕仁是第124代。裕仁统治着日本，却不拥有实权。人们尊崇裕仁为太阳神的后代，他不在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世俗问题。但是在日本面临危机的时刻，裕仁挺身而出，引导自己的民族前进。他是一个身细而腼腆的44岁男子，戴着厚厚的眼镜，喜欢研究海洋生物学。
促使天皇行动的是内阁的明显无能：除了争吵外无所事事。长崎的可怕消息对于澄清认识毫无补益。在下午2点30分，内阁做出了决定。就在上午10点之前，在经过数个小时无用的争辩后，铃木提出进行投票。大多数大臣选择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仍有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战争大臣阿南。铃木厌恶地宣布休会，然后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匆匆去面见天皇。那天上午，裕仁听取了首相的意见，天皇最亲密的顾问、封建主、天皇印章的持有者木户勋爵认为，天皇要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最新的报告只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即日本的领导人已经陷入了纷争不能自拔。裕仁意识到，如果日本想要和平，他就必须抽剑砍断纷争的结子。
裕仁同意在当晚举行帝国会议，以打破僵局。晚上11点之前，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接到诏令要求与会，木户勋爵和其他几名前首相也接到了诏令。人们都感到迷惑：通常，只有在向天皇呈送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天皇才跟他们见面。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匆匆赶往地下皇宫掩体，地下皇宫掩体跟“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是一个加固的水泥建筑。自从5月份皇宫在空袭中被损坏以来，皇室成员就住在地下皇宫掩体里。
会议室已经准备出来，这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0和18英尺的防空掩体，光线暗淡，几乎不通风。与会者穿着正式的服饰，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11点50分，裕仁走了进来，登上王座。他显得有点萎靡，似乎非常疲劳。王座位于一个小讲台上，在讲台上前面是一张盖着金色布的桌子，后面是镀金屏风。出于传统的规定，与会者避免正视坐在他们面前的尊贵要人。
铃木要求朗读《波茨坦宣言》，会议开始了。“六要员”中的每个成员站起来轮流陈述自己的意见。外交大臣重光葵不慌不忙地说结束战争的时刻到了——如果盟军允许日本保留天皇。海军大臣米内对此表示同意。阿南将军则表示反对，他严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和平的条件：必须允许日本自己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允许日本自己审判日方战犯，对盟军的占领施加限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要继续勇敢地战斗，直至牺牲”。
当有人问是否日本还有能力战斗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的回答出奇的乐观，他宣称，反空袭措施将阻止原子弹再次攻击日本。“我们始终保持自己的力量，”他说，“我们期望着进行反击。”
直到凌晨两点，会议还未取得任何进展。年老的铃木费力地站起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数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结论，”他开始陈述意见，苍老的声音充满坚定。“我们没有先例——我发现找到这样的献礼是困难的——我必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表达自己的意愿。”
铃木慢慢地转过身，走向天皇。这种做法有似于对天皇的亵渎。会议室充满了喘气声，惊呆的阿南喊叫起来：“首相先生！”铃木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前行，到达天皇坐着的台前，朝天皇鞠躬。裕仁天皇会意地点点头，铃木返回自己的座位。
天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声音显得脆弱，显示出自己对打破数个世纪传统的紧张心情。“我已经严肃地思考过——”天皇说，“国内国际的局势，我得出结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意味着世界上流血的增多和残忍。”
在场的听众鸦雀无声，人们好像受到了催眠。
“看着我无辜的人民遭受痛苦，我不能再忍受。”裕仁停顿了一下，凝视着钢梁构造的天花板，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指擦了擦眼睛。他继续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经常连生命也保不住，我感到痛苦。”
天皇不应说这些事情，不应就忍受痛苦和就众所周知的事情表达意见：日本在每件事上进行冒险并且已经输了。裕仁的讲话把人们的丰富情感发掘了出来，这种情感通常隐藏在表面上冷漠的面孔后面。会议室有几个人跌落在座位里，头低垂着，肩膀高高耸起。
天皇继续讲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来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的宣言，宣言要建立在外交部勾划的基础上。”
裕仁转身走出屋子。8月10日黎明，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条件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整个日本都醒悟过来了，宣布皇家会议有条件接受协定的电报发往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消息再从那里传到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
那天上午9点30分，阿南将军走进战争部，告诉他的人员投降的决定。“我不知道自己能提供什么理由，”阿南对50名聚集在防空掩体中的官员们说，“但是，既然接受《波茨坦宣言》是尊敬的天皇陛下的意愿，就无需再做什么。”当几名官员开始抗议时，阿南打断他们：“必须摒弃你们个人的情感，摒弃你们下属的情感。”他说，这位战争大臣用手掌拍着自己的平头以示强调：“如果这里有人想跟陛下的决定作对，他只能在我死后这样做。”
阿南的声明没有使所有的官员都服气。那天晚些时候，官员中有两个人——包括阿南的内弟、陆军上校竹下正彦副官——以阿南的名义在广播中发布了一则消息，督促正在收缩的日本国所有的军队“坚决地战斗，即使我们吃草吞土，即使我们睡在野地里”。
当外交大臣重光葵得知这则伪造的消息时，他决定不再等待帝国会议的决定，而通过官方渠道同盟军方面联系。重光葵担心，如果不立即同华盛顿联系，盟军可能把下属官员的言词理解为拒绝《波茨坦宣言》。那天晚上，外交大臣怂恿多媒新闻社的一名编辑，把帝国会议的决定变成摩尔斯式编码，用英文传输给美国和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