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涛宦海几飘蓬
雍正十年（1732年），在当时的山东青州，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来自兰山县的民众，要求轮流探视关在青州监狱里的一名犯人。当得不到允许时，老百姓就围聚在监狱外面，把担来的钱贝鸡黍等慰问品，从墙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沟都填满了。这样做，虽然关在狱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却表达了同情和宣泄了愤恨，心里觉得好过些。
原来关在狱里的，是刚上任不久的兰山县的一位县令。这位县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压在他头上的封疆大使——河南总督王士俊下令要“垦荒”。垦荒，从名义上来说，并不是坏事。可是这位总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没有经过周密筹划，只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规定每县的开垦目标和严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们更是不顾农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员还乘机勒索，弄得农民不仅不能从事正常生产，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负担。这位兰山县令是个明白人，看出这是“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力陈开垦之弊，面对太守的日夜催迫，郑重表示：“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扰”，坚决不予执行。他这种态度，大大扫了总督王士俊的兴，王一怒之下，捏造个罪名，把他投入了监狱。
这位县令为民请命而得罪，老百姓当然站在他一边，于是发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实，这位县令被诬已不是第一次了。在这之前，他经历过一次宦海风波，但没有这次严重罢了。
看得出来，这位县令是位爱民、务实、有胆识的小官吏。然而他后来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绩，而在另一种本事——
画艺，或者说，是为政的经历促成了他的画艺。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来追题在《三代耕织图》的诗中所说，是个“半业农田半业儒，自来家法有规模。耳边犹听呼龙角，早起牵牛下绿芜”的半耕半读的人家。龙角是他的乳名，说明他从小放过牛。这样的人家毕竟和本色农民不同，还是以读书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亲李玉鋐中进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长绘画；他是补邑弟子员。他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走父亲的路，“奋志为官”，一是学哥哥的样，“尽力作画”。起先受父亲的影响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这个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使他有机会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国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样做才是一个“爱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职，三十四岁的李方膺陪同父亲进京。觐见的时候，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鋐年老（一说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问道：“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来”。雍正问：“现任何职，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个生员，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风趣地说：“没有先学会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见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给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录用。田文镜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田不是科举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抚期间执法严厉、政绩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宠眷，为他特设了河南总督这一官职，田对属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雍正把李方膺交给田，大概有既能得到照顾，又可得到严格锻炼的意思。果然在第二年，李方膺作为生员破格出任山东乐安县令。
李方膺到任不久，就遇上了一场大水灾。救灾如救火，严重的水情使他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开仓发粮施粥赈饥，又募民筑堤防水以工代赈。不料这一救民于水灾的应变之举，竟遭到青州知府“擅动官谷”、“违例请粜”的参劾。好在这一做法是对的，李又是特任新官，因而得到田文镜的理解和庇护，未引起更大的麻烦。
灾后，李文膺亲自到附近各地勘察水利，谋求治水之道。
他在《登任城酒楼放歌》一诗中写道：
惜哉黄河水汩汩，搴茭未得纾民忧。壶中虽有酒，楼头不可留。拂衣又上黄河舟。
表现了一种追求实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经过实地考察写下的《小清河议》、《民瘼要览》、《山东水利管窥》等著作，确实对治水利民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雍正十年，李方膺调任兰山县令，其时正是王士俊继任河南总督。这位王总督求功心切，“喜言开垦”，李方膺力陈其弊，拒不执行，遂造成了上面所说的这场冤狱。
这场冤狱，一拖就是三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追究起开垦失策忧民的事，罢了王士俊的官，并召开所有因此事下狱的人员，才使这场冤狱得以平反。那天二鼓文书传到青州，当夜李方膺就被释放了。
李方膺入都觐见，立候在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给诸王大臣说：“这就是劝阻开垦的知县李兰山也。”那些欲见而挤不上前的人，以手加额远望着说：“就是那个瘦而长，眼睛很有神的那位吗？”少宗伯赵国麟和李方膺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握着李方膺的手说：“李贡南（即李玉鋐）真有个好儿子了！”
觐见以后，调安徽以知县任用，李方膺请假回乡奉养老母而不就任。也许是青州的这个事件给他的记忆很深吧，这次回程或稍后，他又到过一次青州。有乾隆四年十月青州题画诗云：
市上胭脂贱似泥，一文钱买一筐提。
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杀丹青手段低。
是自负他艺术上的独立不群也好，是以“淡墨”自喻，笑杀趋炎附势的“丹青”也好，不论从那一角度说，都是他自我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方膺回乡侍奉老母，过了不久老母便去世了。奉养接着丁忧，在家乡南通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是他画艺大进的十年。比李方膺年长而结成忘年交的南通名画家丁煜曾说：李方膺“谢事以后，其画益肆。为官之力，并而用之于画，故画无忌惮，悉如其气。”他自己也说：“波涛宦海几飘蓬，闭户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为官的正直之气，经意不经意地凝聚笔端，一种雄浑恢宏的气象，便喷薄纸上了。
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33年），李方膺由家乡入京候选。途经扬州时，在僧舍作《梅花册》，其中有两帧的题诗，直接提到扬州：
官阁成尘事已凋，我来僧舍画梅条。
扬州明月年年在，收拾春光廿四桥。
知己难逢自古来，雕虫小技应尘埃。
扬州风雅如何逊，瘦蕊千千笑口开。
诗中引用了南朝何逊扬州观梅的故事，引伸了杜甫“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的诗意，又和扬州明月、二十四桥连在一起，信手拈来，浑然一体。尽管何逊诗题“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扬州是金陵，不是由唐及清所实指的扬州，即今天的扬州，但已成为熟用的典故，也就合二而一了。这些诗句咏的是梅花（画梅），又都与扬州切合，李方膺对扬州的风物是熟稔而亲切的。
进京的第二年，李方膺受命任安徽潜山县令，权知过滁州府，不久调任合肥县令。这时又逢上饥荒，他按过去的做法，自订了救灾措施，且又因不肯“孝敬”上司遭到嫉恨，太守便加了他个莫须有的“贪赃枉法”的罪名，使他罢了官。前后做县令二十年，竟三次为太守所陷，他感慨万千地说：“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话虽不免偏激，他确是吃了太守不少苦。那些说他“赃”的清知府，腰中贯满了十万雪花银，他这个“赃”县令，却依然两袖清风。没有钱不要紧，“风尘历遍余诗兴，书画携还当俸钱”，他怀着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去过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受羁绊地抒发性情、坚持信念的生活了。这时的李方膺五十四岁。 二、借园终日卖梅花
离开了官场宦海，李方膺来到了繁华的南京，借住在一位姓项的花园里。这里的景色不错，窗前浇花木，门外横清池，他便起了个“借园”的名字，在这里过起了卖画生涯。
前面说过，李方膺奉母居乡的十年，是他画艺大进的十年。他画花卉，画山水，画游鱼，都能在传神写趣中别出心机。对那些能借以一吐胸中勃勃之气的松、竹、兰、菊，更是样样精能。他画松的“虎爪龙鳞老更坚”，画竹的“满耳叮咚万玉空”，画兰的“神完气足”，画菊的“含香只自珍”，一种“落落如直矢”的自家精神直透毫端。
李方膺爱梅，据说他权知滁州的时候，一到任没会见一个人，先打听欧阳修手植梅花的所在地，当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在梅树前铺下毡毯，纳头就拜。爱梅是爱梅的秉性，爱梅的品格，其实是自我人格的外射。“庭前老千是吾师”，画梅犹为他的一绝。他画的梅，“盘塞夭矫，于古法未有，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为自家写生”，确是一语道破了李方膺画梅心态和内蕴。“我是无田常乞米，借园终日卖梅花”，他卖画也是以画梅为主，也许是要把他玉洁冰清的情操遍示人间吧。他的字也写得绝妙，用笔结体很像李鱓。他自称是李鱓的族侄，这或许有些关系。
李方膺只身在外卖画，但并不孤单，他和居住在南京的大诗人袁枚和篆刻家沈凤结为挚友，过从甚密。袁枚曾同时有诗赠沈凤和李方膺，在给李的诗中说：
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梅花虽倔强，恰在春风里。超越言锯屑，落落如直矢。偶逢不平鸣，手作磨刀水。两搏扶摇风，掉头归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园来居此。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爱听，我言君亦喜。陈遵为客贫，羲之以乐死。人生得朋友，何必思乡里。①
抒写了他们的亲密无间和许为知己。三人时常联袂出游，谈笑风生，潇洒自得，人们称之为“三仙出洞”。
李方膺还有机会结识了大篆刻家杭州丁敬。丁敬是个傲岸不群的人，在当时千金也难换其一印，但李方膺却得到过他刻赠的好几方印。有人觉得很奇怪。其实丁敬自己说得明白：“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画梅，傲岸不羁。罢官寓金陵项氏园，日与沈补萝、袁子才游。……予爱其诗，为作数印寄之，聊赠一枝春意。”②原来傲岸人爱傲岸人，艺术的交流达到了心灵的沟通，于是产生了最高的价值！
在李和丁之间搭起相知的桥梁的很可能是金农。金和丁敬是终身不渝的知心密友，金往来南京又常是借园的座上客，是最有条件在双方之间结起这种翰墨金石之缘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南京卖画有五个年头的李方膺要回乡了。他年龄不大，才五十九岁，而身体却渐渐不支。这年秋天，袁枚有诗为他送行，其中一首云：
小仓山下水潺潺，一个陶潜日闭关。
无事与云相对座，有心悬榻竟谁攀。
鸿飞影隔江山外，琴断音流松石间。
莫忘借园亲种树，年年花发待君还。③
老朋友走了，留下来的人是寂寞的，多么希望能早些回来再聚。“莫忘借园亲种树，年年花发待君还”，你在借园中种的树，树上年年发的花，都在等待你回来啊！老友的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这年年底或到第二年初，李方膺才动身还乡。有材料记载，途中他曾在扬州逗留过，并和李鱓、郑板桥合作过一幅《三友图》。郑板桥有《题三友图》诗：
复堂奇笔画老松，晴江干墨插梅兄。
板桥学写风来竹，图成三友祝何翁。④
注明的年代是“乾隆乙亥”，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画是赠给别人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却是他们的自比，表现了他们品格上的一致性。就活动地域来说，李虽数次经过扬州，在扬州作过画，写过扬州诗，与“八怪”中的一些人有过交往，但毕竟是过路客，与“八怪”中其他寄寓在扬州者不同，主要活动是在南京，把他列入“扬州八怪”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只要考察一下他们的共同经历，和由这些经历所形成的共同思想和艺术趣味，进而考察他们在艺术大风格上的相似或相近之点，就不难从中得到解释了。
李方膺回乡不久就病倒了。病重时，他勉力致书袁枚：“方膺归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借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⑤他是托袁枚为他写墓铭。这倒不仅因为袁枚文章写得好，重要的是相知深。
待到袁枚收到这封绝笔，李方膺已离世多日了。据送信人说：此书写于死前之一日，也即乾隆甲戌（1754年）的九月三日，这年他59岁。他得的是“噎疾”，就是今天所说的食道癌，大夫说这是怀奇负气，郁而不舒所致，非药物所能治，即是从现代的观点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袁枚不负故人，写下了《李晴江墓志铭》，可以说是有关李方膺最翔实的一篇文字。临行时袁枚盼故人再来，想不到一去竟成永诀。袁枚甚至不敢再打开李方膺的画册，他有诗说：
几番怕见晴江画，今日重看泪又倾。
十四幅梅春万点，一千年事鹤三更。
高人魂过山河冷，上界花输笔墨清。
听说根盘共仙李，暗香疏影尽交情。⑥
纵横的老泪，挥洒着生死不渝的交情。
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一号秋池，又号借园主人，还有一方印章曰“木头老李”，乳名角龙。在“扬州八怪”中与扬州关系最浅，以画谋生的时间和享年也是最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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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九《秋夜杂诗并序》。
②丁敬《印跋》。
③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一《送李晴江还通州》。
④《郑板桥集·补遗》。
⑤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五《李晴江墓志铭》。
⑥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题故人画有序》。
附：袁枚《李晴江墓志铭》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还通州。徙月，其奴鲁元手君书来曰：方膺归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借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读未竟，鲁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书也。”呜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辞！
晴江讳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八年入觐，上悯其老，问有子偕来否？对曰：“第四子方膺同来。”问：“何职，且胜官否？”对曰：“生员也，性赣，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即召见，交河南总督田文镜以知县用。八年，知乐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请，遽发仓为粥，太守劾报，田公壮而释之。募民筑堤，障滋水入海。又叙东郡川谷疏瀹法为《小清河》一书，载之省志。十年调兰山。
当是时，总督王士俊喜言开垦，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属麻集，晴江不为动。太守驰檄促之，晴江遂力陈开垦之弊：虚报无粮，加派病民，不敢腈附粉饰，贻地方忧。王怒，劾以他事，狱系之，民哗然曰：“公为民故获罪，请环流视狱。”不得入，则担钱贝鸡黍，自墙外投入，瓦沟为满。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诏罪状王士俊，凡为开垦罢官者悉召见。诏入城，已二鼓，守者即夜出君于狱，入都，立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示王大臣曰：“此劝停开垦之知县李兰山也！”愿见者或挤不前，则额手睨曰：“彼颀而长，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赵国麟，君父同年进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贡南有子矣！”悲喜为之泣。奉旨发安徽，以知县用。晴江乞养母家居，四年，服阙，补潜山令，调合肥，被劾去官。
晴江言曰：“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州县上计，两司廉其成，督抚达于朝足矣，安用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惎间之邪？”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动官谷，再劾违例请粜，再劾阻挠开垦，终劾以赃，皆太守有意督过之，故发言偏宕。然或挤之而不动，或踬而复起，或发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
晴江有士气，能吏术，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国家利病，先臣遗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画，画松、竹、兰、菊，咸精其能，而尤长于梅。作大幅丈许，蟠塞夭矫，于古法未有，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权知滁州时，入城未见客，问：“欧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铺氍毹再拜花下。罢官后得噎疾，医者曰：“此怀奇负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药所能平也。”
竟以此终！年六十，葬某。
铭曰：扬则宜，抑不可。为古剑，为硕果。宁玉雪而孑孑，毋脂韦而琐琐。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手？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小仓山房文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