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思痛录》07章 一个普通人的启示</h1><hr /> <p> 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 </p><p> 死者27年前调来的时候，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身穿一套厚墩墩的棉军服，显得泥土气扑人。他一来就赶上《红楼梦》批判运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p><p> 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他除了积极参加斗争，还写了批判胡风集团的文章，因为当时他认为胡风集团里的人真是什么反革命。到后来，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发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分两派。他认为否定这一作品的意见没有道理，于是他到处奔跑组稿。当时刊登的讨论稿件大部分是他奔走的。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小小的讨论，会引起上层那么大的注意。当大家知道了上边来的那几句“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的话之后，各个都感到鼓舞。特别是李兴华，他简直跳起来了。那些天他每天处于极度兴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在议论。一会儿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中央还看我们的刊物！”一会儿又猜测：“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过没有？”那些天，机关里传达有关指示也特别勤，老在责备下边不放，责备“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积极。我们是基本做到了“传达不过夜”的。记得有一次传达完了，李兴华听过，动情地说：“听听！说话到这样，简直就觉得是在我们身边拉着手嘱咐啦，是耳提面命。咱们再不干还是人吗？”他过去只是个偶然应本刊需要写点补白小文章的编辑，从这时起，他真正关心起文艺界的思想动态来，参加外边的讨论和活动。大约也是从这时起，他眼界日开，在思想上排除了一些违反文艺规律的限制。而这一切，他自觉是为了党的。 </p><p> 真是谁也想不到的风云变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竟变成了右派。还有，“丁陈反党集团”的提法，本来已经准备撤销了，后来忽然在新形势下定了案。事先有领导同志找我问过，问我们编辑部有没有那集团的人。我虽然知道李兴华是陈企霞同志的学生，但想来并无太深的关系，就回复没有。事后才知道他和陈企霞同志一直过从甚密。我急了，问他：“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觉得他是好人呀，他没有反党呀。”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里一惊（到底我是比他老奸巨滑得多），心想，说这种话，不得了。弄不好，恐怕大家都要糟。 </p><p> 后来，果然都挨批了，都要检讨。我们这些老于此道的，还能够“挖掘”一番，找一番“思想根源、阶级根源”，说得听者尽管照例批判“不深刻”，却总还能赚一句“比上次有微小进步”。李兴华却完全不会。当然他也得承认错误。可是他的检讨只是声音很响，连连扣大帽子，所分析的思想过程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叫人一听就是“没有接触思想实际”。总是通不过。他曾有一次在会后向我表示苦恼：“到底怎么检讨啊？是不是我的检讨技术不行？”我怎么说？教给他如何编检讨？我这时已经感到这个淳朴的人将遇到危险，说不定比我更危险。 </p><p> 后来到1957年底，所有的右派都定案了，我们编辑部也被解散了。干部都调走或下放劳动了。他竟然没有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暗自代他庆幸，总算闯过了这一关。至于我自己，先是“戴罪立功”，一面自己被大会批判，一面回编辑部主持批判别人。当编辑部的同志们都走了之后，我因病延迟了下乡日期。就在这个空档里，忽然有一天，机关领导找我去通知李兴华：经过各单位最后“平衡”，考虑到别的单位像他这样的已划成右派，为了统一，应把他“平衡”成右派。听了这个决定，我呆了，我不敢冒那看来也起不了作用的风险，没有表示反对，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即执行。我们的编辑部已经没有了，在机关的一间空屋里，我把李兴华找了来，像宣读一件公文一样地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没有增减一个字，完全是原话，说的是“平衡划成右派”。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着他的脚，看见他穿着一双黄皮鞋和深灰色尼龙丝袜。这双鞋和袜子长期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拾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冷冷地像听一件平常调动工作的决定似的，说道：“是这样吗？那我……我就只有接受了。我没有意见了。”只有三句话——他平时是一个很能说、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就这样，这个少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掉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敌我矛盾。 </p><p> 我后来也下了乡，我和他是分别下放在相邻的两个县。我们编辑部有好些人都下放在这两个县里。我担任下放队长，除了劳动，还有点了解大家思想情况的任务。到下半年，我就借了解情况为由，到他们那个县走了一趟，好看看大家。 </p><p> 我也到了李兴华这一组。去之前就已经听说，他表现不好，又犯了错误。这样，本来在农民里面并没有公开他的“右派”身份，现在决定予以公开了——好叫农民也来监督他。 </p><p> 我心里始终觉得我对他不起，他本来完全是个左派，怎会成了右派？我说不清该怪谁，总之我有责任。到了这个村，见他之前，我也打听了一下他犯的是什么新错误，大致是生活上要求自己太差，下饭时买咸菜买了村里最好的八宝酱菜，认罪态度不好，说话时趾高气扬，还仿佛自己是个革命干部，就是这。反映他这些错误的也是我们原编辑部的同志，原来蛮好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李兴华呢？当时我心里十分生气，一点不能原谅他。但是有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之后，我对这个同志完全谅解了。他当然也是认为上级既已决定“右派”确系敌人，就应当尽力打击敌人的缘故，正与李兴华本人过去努力想破获所谓胡风集团案件的心理一样。 </p><p> 在那个村于里，我又是在一间空房里和李兴华会面。我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等着他，见他远远地来了，形容憔悴，和以前有些飞扬跋扈的模样已经大不相同。见了我，他低着头说：“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实在无可告慰，只好打句官话：“今后要注意改造。”他却愁眉苦脸挺认真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改造才好。”这可叫我怎么说呢？想了想只得告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他听了这两句“勖勉”的话似觉茫然，又问：“就这个呀？”我回答：“就是这个。”他看了我好久，似乎也明白了我来的意思，把我那两句话重复了一遍，诚恳地向我说了声：“谢谢您！”就告辞了。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 </p><p> 下放结束之后，他又被派到柏各庄农场去劳动了两年，然后才摘了帽子，分往宁夏工作。在去宁夏之前，他回到北京，又来看过我。说起在农场和许多者工人相处，老工人都待他很亲，悄悄问他：“到底你犯了什么错误？”他只能回答：“是很大的错误。”别的什么也没说。看来这几年生活是把他锤炼得懂一些为人处世之道了。可是，后来他又说，在这次摘帽子的时候，农场领导同志向他祝贺：“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他当时感觉到：自己从来就是在人民的队伍里呀。所以对于现在的“又回到”人民队伍，倒也不觉特别激动。“但是，回来了，总是好的。”这是他当时的话，当然还是有些高兴的。我当时心里就直觉到，只怕他仍然是太天真了一些。他无法想到后来“摘帽右派”的称号要长久跟着他，跟别的运动不同，二十几年不许甄别，不得平反。老实说，就是当初为“平衡”而确定补划他为右派的人，恐怕也未必想得到会这样啊！ </p><p> 后来他从宁夏来过信，想申诉当初划右派实在冤枉，又想申请重新入党，要我帮助参谋。看来是又怀抱着希望了。我没有可以宽慰他的主意，只得复信劝他忍耐，叮嘱他千万不可申诉。 </p><p> 所幸宁夏的同志对他很好。他在宁夏仍然在文联工作，仍然当编辑，而且比较受重视。我想，在沧海横流的年月，宁夏的这些同志，实在是应该表扬，而且我们应该为有他们而感到欣喜和安慰。 </p><p> “文化大革命”中，宁夏文联按照全国一致规格被砸烂了。他到了宁夏火柴厂当干部。他曾出差去东北采购木料，路过北京。这一次，我看他可真是意兴阑珊了。关于形势，关于文艺，他都摇头不再谈，也不再说个人申诉和平反的事。只说：“我就这样做火柴厂管理干部，也可以度此一生了。”“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个人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许多百战英雄、世界知名之士都得如此，何况于他？ </p><p> 熬到“四人帮”粉碎之后，经过多年郁郁寡欢，他已经患了癌症，来北京治疗。同时还积极办自己申诉和平反的事。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医院里，他才开了刀，身体很虚弱。他的妻子背地里在流泪。但是他却很少谈疾病，更多的是自己扶病执笔写申诉材料，抱着信心让妻子代为排队去有关领导机关申诉。在中央没有决定右派改正之前，他就很放心地认为这次申诉大概会成功，不大焦虑此事，甚至和人开着玩笑说：“就是右派也是中国的右派，总比洋奴好。”他后来胃大部分切除，还要不断做那个使人难以忍受的化疗，没法吃饭。别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是只能按月计算的了，我想他自己也会知道。但当同志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仍然谈论文艺界的形势，谈论作品，代别人看稿子。在改正之后，他甚至想上班工作。别人眼见他一天天向死亡走去，可他每天都告诉人：“我挺好。”直到死前一个月，他已经不能进食，一天只吃一点流质，但却在奋笔疾书，写他的中篇小说，有时熬到夜里一点。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过几个月，不可能看到作品的出版了。他的创作活动是直到他死前八天才停止的。而在死前一天晚上，还在嘱咐家属把改稿抄清，以便他能再看一次。 </p><p> 这样一个极普通而单纯的、也曾努力搞过运动的党员。并无丰功伟绩，也没有招惹谁，进了文艺界，却遭到了这样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他死后，我一直在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 </p><p> 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半生受尽委屈，未享任何利益的普通人，对人民的事业，却是抱着至死不渝的忠贞，这恐怕对一些由于自己倒过霉，就认自私为合理的人，也有些借鉴参考的价值吧。 </p> <script><!-- getPageBottom(); --></script>